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邾國故城遺址位于山東鄒城市嶧山鎮紀王城村周圍，是東周時期邾國的都城和秦漢至兩晉時期的鄒縣(騶縣)縣治，作為都城和縣城使用的時間長達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東大史文化學院等對該遺址進行發掘時，在一眼西漢水井(J3)內出土了8件新莽時期的銅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權4件、詔版2件和貨版1件。每件銅器都有銘文，顯示可能鑄造于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銘文內容與文獻記載的新莽改制有關。為了充分論證這批銅器的學術價值，山東大史文化學院和文化遺產研究院在9月2日舉辦了專家座談會，與會學者對這批銅器的銘文內容、制作與使用情況，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歷史評價和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專家們一致認為，這批新莽銅器是迄今為止首次經過科學發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發現數量和種類Zui多的漢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較完好，銘文字數多，透露的歷史信息豐富而重要，為研究西漢末年王莽代漢并實行貨幣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歷史事件，以及我國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都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另外，這批銅器出自邾國故城遺址的宮殿區"皇臺"之上，證明"皇臺"范圍內應存在漢代官署區，這對研究遺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義，也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線索。在此次專家座談會成果的基礎上，本刊約請與會學者對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進一步加以研究，從不同角度闡釋其重要的學術價值?，F將初步的研究收獲予以發表，希望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也期待相關研究的繼續深入。12年開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對明鐵佩城址進行了五次大規?？脊趴碧脚c發掘。發掘顯示，明鐵佩城址是包括內、外兩重城垣的大型城址。發現的重要遺跡和遺物，為建立該城址及其所處的費爾干納盆地出土遺物的時代序列和城址的年代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賈蘭坡先生提出華北地區舊石器存在分別以大型石器與小型石器為特征的兩大文化傳統。本文通過對華北地區主要的舊石器遺址和地點文化特征的總結分析，發現石料的分布和兩大文化傳統的分布是完全重合的。所以，這種大小石器的分布區域不是文化因素的結果，而是自然資源(石料)分布差異的結果。所謂華北舊石器兩大文化傳統，是在受到原料制約的情況下自然產生的文化面貌。公典盤出土于山東仙人臺周代邿國貴族墓地中的女性墓M5。本文通過對銘文的分析，認為"邿子姜首"應連讀為女子名，其身份為姜姓女子名首嫁于邿國者、作器者公典之妻。此器為邿子姜首嫁到邿國時，公典為其所作。銘文中的"室家是保"反映了公典希望邿子姜首能管理夫家的家族事務，表明公典與邿子姜首的身份應分別為家族內的宗子與宗婦，銘文中的祈福語則表達了對妻子乃至以后共同生活的祝愿。公典盤的出土為研究周代女子的稱名方式提供了新的資料，對于周代貴族婦女地位、兩性關系及家族形態等問題的研究亦有重要意義。采用ICP-OES法對24件鄭州地區出土二里崗期青銅容器的化學組成進行了分析檢測，為了解二里崗期商王都地區的青銅業，尤其是青銅禮器的合金技術，提供了迄今為止數量Zui多的一批重要數據。在此基礎上，對二里崗期商王都范圍與其他地區，主要是盤龍城出土的青銅容器，在合金成分上的異同進行了討論，同時也討論了這一時期對二里頭晚期青銅容器合金技術的繼承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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陜西長安張家坡西周墓地1983-1986年發掘區的北區墓地中既有周人貴族井叔家族的墓葬，也有殷遺民和古羌族的墓葬，所以該墓地的性質不是單純的井叔家族墓地。本文參考出土文字和傳世文獻中有關"里"的記載，認為"里"是西周的地域性基層組織，在晚商時期就已經出現了，而且"里"中居民的身份可以是多種多樣的。在西周時的都城豐邑中聚居著周人和其聯合的他族部眾，以及從東面遷來的殷遺民，人群構成可謂復雜。面對這種形勢，周王朝的統治者在利用血緣家族的紐帶作用來維系其統治的同時，還使用了高于血緣關系的基層地域組織—"里"，以對居住于豐邑的諸族人群進行統一管轄。所以本文推測張家坡北區墓地是井叔家族所居住的豐邑中某個"里"的聚葬地，屬于地域性墓地。由此可見，考古發現的商周時期的墓地并不一定都是家族墓地，這些墓地中所埋葬人群的社會關系有可能是地緣性的。本文概述了磁村窯的釉色品種、裝飾特征和燒造歷史，分析了磁村窯與鄰省窯口和本地窯口的關系，表明磁村窯所燒造的瓷器與北方廣大地域內出現的裝飾手法相呼應，特別受毗鄰的河北、河南等北方窯口影響，在吸收它們制瓷技術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產品。同時還表明磁村窯與同處魯西南的本地窯口所產瓷器的高度一致性?！犊脊び洝そ橙藸I國》是周代關于城市規劃的重要文獻，對后代的城市規劃和建設有很大影響。它蘊含特定的城市規劃模式，具有明確的初始總體規劃；具有這種規劃的城市布局嚴謹規整，建置主次有序。這個規劃模式可能還是西周王朝禮制在城市規劃方面的重要內容。《匠人營國》的城市規劃思想，是西周、春秋時期等級社會的反映。92年12月在青陽縣新河鎮光榮村金龜原發掘清理五座墓葬，墓葬形制皆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主為北宋名臣滕子京之父、妹和妻女。這對研究北宋時期家族墓地的布局、葬俗特點，以及滕子京家族史和地方史都有一定價值。隨葬的綠釉罐是吉州窯的精品，水晶飾件在安徽出土甚少，可為同類器的斷代提供參考。

神人神獸鏡以往多被視為東漢晚期至魏晉時期的典型銅鏡，其中有一類簡化型神人神獸鏡，主要特點包括：主題紋飾區狹窄，輔助紋飾區寬大；主題紋飾區以凸起的環狀乳丁紋為間隔的神人神獸紋為主，輔助紋飾區為以弦紋相間隔的連珠紋(或乳丁紋)、鋸齒紋、水波紋(或雙折線紋)等紋飾的多圈排列；鏡緣均為呈"∧"字形的三角緣。本文通過對考古發掘和博物館收藏的十余面此類銅鏡鏡背紋飾內容發展變化趨勢的分析，論證這類銅鏡雖源自東漢以來的神人神獸紋鏡，但總體上呈現逐步簡化、消亡的趨勢；其流行時代主要在隋至初唐，比以往所認為的東漢到魏晉時期時間更晚，并初步探討了它的發展演變規律。對這種簡化型神人神獸鏡時代的進一步廓清，也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研究南北朝至隋唐時期銅鏡的變化。人物研究是藝術史研究的重要領域，是藝術史研究中跨學科研究的重要體現。當人物兼具跨文化、跨領域的特質時，搭建一個藝術史人物研究網絡，提煉其藝術精神，尋求藝術人物研究的獨立語境與獨特的學科范式尤為重要。本文從分析藝術史發展困境入手，主張多層面、跨學科的藝術史研究；以搭建藝術網絡與提煉文化核心為路徑，探索藝術史研究界域與研究方法 ；以近代社會活動家、音樂學家王光祈作為人物研究個案，通過對其藝術史坐標的分析，挖掘藝術家的多重身份與文化核心，使藝術史研究更趨完整。


通過對商周青銅匜與盉專名字形的排比可以揭示：字不是匜，而是盉的形象，該字與見于盉自名中的一類偏旁，都來自卜辭"注"字的簡化。此類專名字形反映盉使用過程的兩個突出特征：用單鋬形或"廾"旁表示液體的傾注；用聲符"禾"旁或手持勺狀物伸入"皿"口表示攪拌調和之意。此類字形出現遠早于青銅匜，因此不宜被認作青銅匜的形象。李可染以寫生山水名世。從早期山水富含高隱之詩思幽情，到其后變畫境為詩境、詩隱筆墨，其寫生山水創造了詩魂，"道是無詩卻有詩"。他在"對景創作"中把現實生活推進到藝術的境地，通過意境的體驗與意匠的經營，并以久坐凝思尋求詩境，將寫生山水轉化為詩境。李可染以詩境確立了其在現代山水畫的位置，也使寫生山水翻開了新的篇章。日本彌生時代中后期、古墳時代前期的墓葬中，經常出土大批量、大尺寸的或人在日本制作的銅鏡，通過對青島平度一座西漢中期墓葬的探討，可知日本古代這一喪葬禮俗，應來源于黃河流域以洛陽為中心的中華銅鏡文化。本文在對南方地區唐宋時期饅頭窯資料甄別的基礎上，運用類型學的方法，對其進行了分區和分期探討，將南方饅頭窯的使用地域分為四川盆地、廣東地區和浙江杭州三個區，認為其發展經歷了唐代早期、唐代中晚期、北宋早中期、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南宋中晚期和南宋末元初六期，并分析了這些饅頭窯的技術來源。認為，四川盆地唐代初期的饅頭窯技術有源于北方的可能，但這并不是當地宋元饅頭窯的技術源頭；廣東地區唐代饅頭窯技術則可能是當地磚瓦窯技術與同時期北方饅頭窯技術傳入共同作用的結果；浙江杭州南宋兩處官窯的饅頭窯素燒技術是特殊歷史背景下，汝官窯饅頭窯技術南傳的表現。在北方饅頭窯窯爐技術的南傳過程中，存在以占有市場為目的的主動輸出和因特殊歷史背景被動南傳兩種情況，北方饅頭窯在南方地區興盛與否與當地的瓷業基礎強弱關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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