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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形器是商周時期用于掛韁的"掛韁鉤"，有窄背和寬背兩種。窄背類弓形器部分出自人骨腰部，在蒙古鹿石中相類的器物均掛于腰間并與弓及弓袋共出，因此其應掛在腰帶上。車馬坑中多放置寬背類弓形器并多置于車廂內，在鹿石中還見將轡系于車廂上的馬車形象，因此一部分寬背類弓形器應綁縛在車廂前部用以掛轡。9年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西豐縣東溝遺址和墓葬進行了發掘，共清理灰坑25個、灰溝4條、墓葬11座。遺址出土遺物有陶器、石器和鐵器，其年代為戰國至西漢初期。墓葬出土遺物有陶器和石器，依據墓葬形制及隨葬器物組合等，推測其年代為春秋末至戰國初。蘇秉琦先生一生為創建考古學學科理論和有特色的考古學派而不懈努力，并在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與考古學結合、考古學與現實結合上取得矚目成就。晚年在思考科學未來時提出"動態考古學"及古與今、與世界接軌等新課題。8年，同盟會在云南河口發動起義。對于這次起義失敗的主要原因，孫中山等人歸之于黃興未到河口指揮，馮自由等人則認為是黃興從河口出走造成。黃興對河口起義成敗是否有如此巨大的影響?筆者通過發掘和梳理相關史料，認為在河口起義中，黃興遠未發揮人們想象中的作用，他既沒有促進河口起義的發展，也沒有對其失敗產生多少影響。但無論如何，黃興擅自離開河口是其生涯的一個灰暗點。順治朝為清代開國時期，明末的一些遺風此時仍在延續，瓷器制作方面則顯示出承前啟后的藝術風格。本文通過故宮藏帶有順治紀年款的瓷器總結出順治朝瓷器的基本特點，故宮藏單色釉云龍紋盤應為順治御窯廠瓷器的典型式樣；同時根據藏品中帶有"大清順治年制"官窯款瓷器的品質不同，結合文獻史料提出御器廠在順治八年甚至更早已經恢復生產；順治十一年當為御器廠獨立建立窯廠為清宮燒制瓷器的標志，但其發展有起伏，不能一概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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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墓主的研究一直都是漢代諸侯王陵墓研究的重要課題。受限于材料，有關漢代長沙國王陵的墓主研究相對薄弱，墓主信息很難與傳世文獻相印證。以風盤嶺漢墓為例，發掘者初步判斷其墓主可能是西漢早中期長沙國某代國王或王后，結論略顯寬泛。本文通過對風盤嶺漢墓出土陶鼎、泥錢和銅鏡進行比對分析，在發掘簡報的基礎上，進一步推斷墓葬年代為文景之際至武帝前期。繼而通過排除法對歷史文獻記載的同時期長沙國國王或王后展開分析，進一步判斷風盤嶺漢墓墓主以長沙戴王王后的可能性。本文還梳理了目前為止漢代長沙國王侯一級高等級墓葬在漢代臨湘城周邊的空間分布情況，初步認為吳氏長沙國王(后)陵主要圍繞岳麓山周圍分布，而劉氏長沙國王(后)陵主要圍繞谷山周圍分布。日本杏雨書屋藏有6件唐代宮廷寫經。通過考察這批資料，可知宮廷寫經系批量裝潢，每卷題記都是由書手先寫上去，裝潢完成之后，并無專人再進行檢查；《金剛經》的抄寫時間Zui早為咸亨三年(672年)五月十三日；《金剛經》校對者都是書手，而《法華經》校對者既有僧人，也有書手；太原寺寺主由慧立易為慧德，具體時間應在儀鳳二年(677年)正月至五月之間；《法華經》卷第四中品題作"妙法蓮華經持品第十三"，而《大正新修大藏經》中卻作"妙法蓮華經勸持品第十三"，二者有所不同。以野石山遺址為代表的野石山遺存是分布于云南高原東北部昭魯盆地的一種青銅文化遺存。該遺存晚于雞公山文化而又早于紅營盤遺存，推測其年代為公元前11～前1年。野石山遺存具有不同于雞公山文化的自身特征，很可能受到了來自四川西南部西昌及其以東青銅文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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邳州埠上漢墓群東與漢代武原城(后改為梁王城，現為文物保護單位)隔京杭運河相望，當為漢代武原城外的平民墓葬區。該墓群為徐州境內眾多漢代墓葬群中的一處，從西漢早期到東漢，時間跨度大，出土隨葬品類型豐富，而西漢早期墓隨葬陶有重要的地域特色，殮葬玉器組合完整，是西漢地域特色考古的重要資料。14年11月，鞏義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受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委托，對位于龍尾村的兩座晉墓進行了考古發掘，其中M164形制保存較為完整，平面為甲字形，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組成。主要出土了陶罐、陶奩、陶盆及銅鏡、銅帶鉤等，為研究西晉時期鞏義地區的墓葬制度提供了重要資料。戰國至秦代的古文字與出土文獻中有"縣名+守"的記載。本文認為，這些"守"應是守官之意，指縣的負責人。濟南衛巷遺址位于濟南市歷下區，北至泉城路，南到黑虎泉西路，東臨天地壇街，西接榜棚街。8年8月，濟南市考古研究所在配合此區域基建項目進行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一處宋代金銀器窖藏，出土一罐宋代金銀器，其中金器1件，銀器25件，器型包括金簪、金釵、金耳墜、金環、銀釵、獅形銀配飾、銀釧、銀鐲、銀壺、銀盒、銀塊等。其中金簪、金耳墜造型生動傳神，屬于工藝品中的上品。此次發現的金銀器種類繁多，數量較大，在山東地區同時期的考古發現中尚屬首次，填補了此類型考古發掘的空白，為研究宋元時期金銀器的工藝演變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對于研究北宋時期濟南地區貴族婦女的裝飾以及制金工藝等都具有重要意義。12年秋季，四川大學考古實習隊在武勝縣開展田野實習期間，調查了該縣桃源村北一處圓形石室，發現石室內壁及頂部均雕飾精美圖像，隨后對其進行測繪。石室開鑿于崖壁，平面呈圓形，洞口暴露在外。石室下部鑿出一圈平臺，洞口有門檻石，底面向門外傾斜，有排水槽。石室內壁雕刻為一條連續的紋飾帶。紋飾帶兩端為高山，山上有古樹、飛瀑、深潭、草廬。山腰之間以石帶相連，石帶上雕飾5組圖像，描繪賞畫、奏樂、弈棋、讀書等場景，分別以樹木奇石作為間隔。石室頂部雕刻纏枝牡丹、如意云紋等圖像。結合石室構建方式、形制、圖像以及區位，我們推測這是一座宋元時期的崖墓，也不排除其是道教信眾修行或士人讀書的靜室。桃源洞石室以其獨特的形制和圖像內涵，體現出較高的藝術水平，豐富了宋元時期四川地區的文化遺存內容和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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