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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博物院收藏一件清代書法家鄒振岳行書立軸，在對其表面病害、原裱形式、裝裱材料(包括宣紙、綾子)等方面檢測分析后，遵循不改變文物原有的裝裱形式的原則，進行重新裝裱。先秦時曾有一息國，殷商時既已立國，族姓不明。殷周鼎革后，姬息取而代之，且東徙其國。進入春秋后，為楚文王所滅。息國因其特殊的戰略位置在先秦歷始終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商王朝之前存在一個由夏族人建立的夏王朝，這在較為可靠的先秦文獻中有充分的論述。考古學為夏的存在提供了堅實依據，傳世文獻有關夏的一些記載得到了考古上的印證，地下出土夏至東周時期有關夏史的金文、甲骨文、竹簡、陶文、骨刻辭等文獻材料，也為夏的存在提供了實證或旁證。在魯西南發現一面東漢晚期帶界欄的同向式三角緣神獸鏡，為探尋日本三角緣神獸鏡的起源地提供了重要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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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盧士玫墓志新近出土于洛陽市伊川縣，一并出土的還有其夫人清河崔氏墓志。墓志詳細記載了盧士玫的家族世系、婚姻、科第及宦歷等情況，可對兩《唐書》本傳及相關傳統文獻記載起到糾誤補闕作用。結合其家族成員墓志，也有助于唐代洛陽的盧氏家族文化研究。本文概述了唐代河南新鄉臨清驛長孫氏造像碑的存在、地望、碑文內容等，并考證該碑通體(含佛像與題證)為唐代原碑，從而否定了由唐延刻至宋或宋代重刻的說法。并認定該碑為唐初興佛時中原地區也流行為佛造像之實證。本文認為，目前殷墟文化的分期體系基本上是建立在大司空村分期的基礎之上的，雖然在殷墟發掘和殷墟文化的研究中得到長期實踐和理論分析的驗證，但是，隨著田野工作和研究的進展，這種分法已經囊括不了考古實踐中新發現的考古資料。比較合理的殷墟文化分期應當綜合現有殷墟出土陶器、甲骨文和青銅器的分期研究成果，建立一個新的綜合分期體系。

本文通過對黑龍江省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博館收藏的11件青銅刀進行分類研究，結合已發表的考古發掘資料，推斷其年代Zui早可達商代，Zui晚至春秋戰國，其中大部分標本年代為東周時期。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后，速戰速決、滅亡的圖謀接連遭遇失敗，于是轉而銳意南進，謀求侵占南亞、東南亞地區。香港是其南進戰略的重要一環。這對在香港進行抗戰文化宣傳工作和統一戰線活動的文化界人士、愛國人士的生命安全構成重大威脅。時刻關注日本南進戰略動向，深入分析研究，制定應變措施，指示香港黨組織未雨綢繆，早作準備。香港淪陷后，他成功指揮了一場秘密大營救，將這些文化界人士、愛國人士及其家屬悉數撤離香港，安全轉移至大后方。這次行動部署及時周密，各方聯動，并取得重大勝利，其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秘密大營救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粵港黨組織的壯大及人民抗日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本文擬就《三析王城崗城堡遺址》一文，對《登封王城崗考古發現與研究(22-25)》報告中關于王城崗大城的面積、王城崗城址的性質等提出的問題進行討論。時期西方博物館知識在得到進一步傳播，留學出身的考古學者李濟參與早期博物館知識傳播的同時，積極從事早期博物館的創建活動，打破了本土古物私家收藏的傳統，積極宣揚古物公有公藏的博物館思想，對其后博物館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本文根據敦煌文書與晚唐五代、遼代的石刻材料，以及后出的僧傳和禪宗燈史，考察了中晚唐幽州地域禪宗的發展軌跡及其與當地社會的關系。通過考察揭示出：安史之亂后，幽州地域的云居寺流行北宗禪。幽州地區的盤山系北方重要的禪宗基地，有禪僧在此活動。盡管后出的禪宗典籍將它描繪為馬祖道的天下，但較早的石刻和敦煌文書所描述的盤山佛教卻不是這幅景象。顯然，中唐時期馬祖道已經滲入盤山的說法是被后出的禪籍建構出來的。敦煌文書與晚唐五代、遼代的石刻材料在敘述中側重人物生平事跡、時間、地理空間，與當地世俗社會和歷史背景緊密相連，重在寫實。而后來傳世的禪籍卻意在突出馬祖禪的觀念、修行及傳導方式，編造一套看似清晰的師承譜系，凸顯馬祖一系特有的語言系統，在表述中虛實相間。瑞應觀念形成于先秦時期，至秦漢六朝時已蔚然成風，并且出現了表現瑞應的圖書與繪畫。讖緯圖書在魏晉以后屢遭禁絕，至隋唐之后大量散失，致使強調天人感應關系的瑞應觀念淡出主流思想，史籍所載的祥瑞數目日漸減少。但是，瑞應思想并非就此消亡，只是為所壟斷，表現帝王受命于天的瑞應圖仍然大量出現。本文考證了六朝以降瑞應圖書的流傳與輯佚情況，重點考證了孫柔之《瑞應圖》(輯本)和劉賡《稽瑞》二書，以及唐代敦煌《瑞應圖》繪本長卷(伯希和號P.2683)的版本與流傳。通過分析存世瑞應圖，可將其分為三種形式，即圖譜類、裝飾性圖案類及紀念性繪畫類，并可知其功能與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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