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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博物館收藏的"新建養病院碑"記錄了近代天津西式機構—"總督"(俗稱馬大夫)的建設過程。作為重要的物證和史料，該碑雖然簡單記載了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根濟在天津行醫和參與建立"總督"的事跡，但是碑文主要內容卻是歌頌李鴻章在建設過程中的作用。馬根濟與該院關系到底如何?本文將結合天津博物館藏有關文物和文獻資料，探究以馬根濟為代表的倫敦會醫學傳教士是如何通過影響李鴻章等社會上層人物，促進天津西式機構建設的起步和不斷發展的。《鄭子家喪》與《鐸氏微》竹書《鄭子家喪》是一篇戰國時期的《春秋》學佚籍。全篇記述楚、晉邲之戰的原因與經過，弘揚了楚莊王的霸業。其文本脫胎于《左傳》，應屬楚威王傅鐸椒所作之《鐸氏微》。此書見載于《漢書·藝文志》，久已失傳，今復重見，具有重要的文獻學價值。文中對竹書內容進行考釋，并就其文本屬于《鐸氏微》提出證據。7～28年對補要村遺址進行了發掘。遺址北區的仰韶文化晚期遺存具有自身特色，與周鄰的雪山一期文化、仰韶文化大司空類型存在明顯差別。中、晚商時期遺存年代序列完整，自洹北商城階段延續至殷墟第四期，對進一步完善冀中地區中晚商時期考古學文化的編年體系、了解當時的社會性質具有重要價值。8年，對河南南陽市八一路一座畫像石墓進行發掘。該墓為磚石混合砌筑，由墓道、墓門、前室和后室組成。前室兩側各有一耳室，后室為三室并列。畫像石可辨畫面的有33幅，圖案有建鼓舞、應龍、白虎及執盾、擁彗人物等。墓內出土陶器、銅器和錢幣等。該墓為王莽時期夫婦合葬墓，墓主應為地方官吏。年和211年，對陜西周至縣八云塔地宮進行清理。地宮上層為方形磚室，下層為地宮。地宮平面為方形，直壁，四角攢尖頂，南壁正中有券洞式甬道，甬道內有三道封門。地宮內出土石函、石棺、漢白玉佛龕造像和錢幣等。根據地宮形制和出土遺物等推斷，八云塔及其地宮始建于唐代，北宋慶歷年間在原址重建或改建。7～28年對補要村遺址進行了發掘。在遺址南區發現較豐富的先商文化遺存，填補了冀中南部地區漳河與滹沱河之間同時期考古學文化的缺環。這類遺存的文化面貌與先商文化漳河類型、下岳各莊類型皆有一定差別，年代約相當于二里頭文化第四期之時，可以作為冀中南部同時期考古學文化的代表。9年，在南水北調中線干渠安陽段占地范圍內清理5座宋代磚(石)墓和1處建筑基址。其中M1為磚石結構墓，M2為石室墓，其他均為磚室墓。建筑基址應屬M1的墓前建筑。據出土墓志等可知，該墓地為宋代韓琦家族墓地。這次發掘為研究宋代貴族的墓葬形制、陵園制度及喪葬習俗等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犊脊び洝窢I國制度的產生，標志著古代都城布局規劃理論體系的正式形成。以這一理論為標尺，可將中原地區古代都城布局演變劃分為四個階段。分析考察可知，《考工記》營國制度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只是儒家描繪的一幅"理想王都"的美妙藍圖，只有在統一的封建社會盛世，才有可能將這幅藍圖變為現實。

通過對比相關考古材料并聯系當時文獻材料，成都博物館展出的出土于金堂李家梁子東漢晚期墓M23的胡人持蓮石座，應該是一件與早期佛教有關的遺物。東漢墓葬，尤其是四川地區東漢晚期墓葬中，已有不少受早期佛教影響而出現的新因素，其中就包括胡人和蓮花的圖像。雖然僅憑胡人或者蓮花，都不能明確認定與早期佛教相關，但將二者結合表現，其可能性就大為增加了。根據其形制，再對比相關材料，推測這件胡人持蓮石座的功能，應為托棺的棺座或棺側的帷帳座。西域胡人手持蓮花的題材，或許正是文獻中記載的早期佛教傳播者表演的"手生蓮花"的西域魔術。該題材反映出早期佛教在傳播中，并不以精深的義理取勝，而是附庸于本土信仰，利用西域方術(魔術)進行傳播的內涵，以達到初步植根于中土的目的；也表現出早期佛教與本土喪葬中信仰，尤其是關于西方的信仰相結合的情況。7年11月17日，河南省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南水北調文物保護巡視過程中，于第七標段安陽縣洪河屯鄉上柏樹村東南地，發現一座北齊武平三年(572年)大型磚室墓，出土少量器物及墓志一合。志主劉通，唐李百藥《北齊書》、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等多見記載，其人身兼文武之能，一生歷仕北魏、東魏、北齊三朝，是當時較為重要的人物。墓志詳述其人生平，可彌補文獻記載的缺略。而其繪畫方面的成就尤為引人矚目，乃北朝丹青圣手，與楊子華一時瑜亮，因此該墓志的出土，對于繪畫史的研究，無疑亦具有重要價值。另外，史志之間尚存在名字互倒問題，志主劉通，傳世文獻一般作劉殺鬼，通過考辨，可知《魏書·崔休傳》所記"劉通"另有其人，而北齊天保七年《高劉二姓造像記》亦見"劉殺鬼"之名，時間相合，不能排除同為一人的可能。中原地區應是古代簡牘書寫與保存的Zui為核心的地區，由于埋葬條件的原因，發現數量偏少。河南區域Zui早的簡牘資料在戰國時期，較早的發現在漢晉之際。陜縣劉家渠23號漢墓木簡，是目前河南發現的漢簡。其他類簡主要有道教的各類符券等。73年5月出土于長沙庫楚墓的《人物御龍帛畫》，是我國繼《人物龍鳳帛畫》之后的第二幅具有獨立繪畫意義的戰國藝術珍品。從帛畫的功用來看，這幅覆棺帛畫并不是通常以為的招魂(或引魂)之具，而是體現招魂儀式完成后而特別制作的一件"魂幡"；從帛畫的形制來看，這幅呈長條形的帛畫，正是對初期思想影響下魂升天界過程的形象描繪；從帛畫的內容來看，表現的乃是在楚地巫風與外來思想的雙重作用下，龍鳳"引魂升天"的意旨。通過對相關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資料的分析可知，《營造法式》確未將某些尺度納入明確的模數體系?！稜I造法式》的編修目的旨在"關防工料"，節省用度。通過對其中有關"功"的規定的探討可以明確，《營造法式》為達到此目的，緊密結合了當時已有的相關法令，而并未完全依賴模數制度。

繼陜西梁帶村、山西黎侯墓地等新出畢氏有銘器后，清華簡《耆夜》、《祭公》有"畢公高"、"畢桓"，為研究西周畢氏提供了新材料。本文從簡本《耆夜》、《祭公》切入，結合金文等其他西周文獻，綜合研究西周畢氏：以《耆夜》為導線，辨析畢公高的史事及其相關金文；考辨簡本《祭公》的"畢桓"與其他畢氏，證明西周中期畢氏很興盛，未出現中衰；討論畢氏的分支楷氏與楷國；綜合排列畢氏世系譜，畢、楷兩支皆延續到西周晚期，所謂"其后絕封"疑是國人至厲宣之間的斗爭所致。元代延祐元年刻立于河南沁陽的珊竹咬住神道碑，記述了咬住祖父純直海追隨成吉思汗征討諸部族，父大達立輔佐元朝大將伯顏、阿術克襄舉宋，榮立戰勛。咬住不僅隨父參加了的襄樊之戰和陽邏堡戰役，且在元初平定叛亂、維護地方穩定方面功績卓著。其部分內容可對史書、方志糾誤、印證和補充。西方藝術思想在的傳播是從戰爭以后開始的。至1919年的五四運動，美術界發生了一場重大變革。從新美學思想的興起到美術院校的創立與發展，時期的美術從理論到實踐都發生了飛躍發展。在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啟導下，林風眠成為現代美術教育和現代繪畫的奠基人；作為文學家和思想家的魯迅在美術教育中也做出過杰出的貢獻，成為現代版畫的奠基人。魯迅與林風眠曾有三次交集，本文考察并論述他們在同一時代個人關系的交集，以及在美術中分別所起的作用，并比較二人在美術思想上的異同。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成立，至1954年新的人民—國務院成立，人民在歷史轉折時期承擔著特殊使命，被稱為"開國"。新成立后，迅速建立、健全和完善各級人民。印章是權力的象征，是各級頒發法令、命令、對外行文鈐公文和行使權力時使用的憑證信物。為籌建新，1949年6月新協商會議籌備會開始為新"開國"籌劃制定印章制度。年2月政務院會議通過《印信條例》。新印章制度包括：鑄造制度，涉及印型、制法、質料、印文、背款等；印信鑄發范圍，從到地方大行政區、省、行署區、市級及其所屬機構、駐外機構等，都按規定統一鑄發印信；印信下發和上繳；印信的制發鐫鑄等。新"開國"印信鑄發范圍廣、時間長、數量眾多，情況復雜。合葬墓是我國古代埋葬制度的一種主要葬制。商代合葬墓類型多樣，性質復雜，有同穴、并穴同性和并穴三種合葬形式，性質有合葬墓、夫妾合葬墓、父子或兄弟合葬墓。合葬墓極少的數量反映了商代應實行內婚制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其原因同商代婦女的地位、婚姻形態及生死觀念有關。同性并穴合葬墓是聯合家庭下的兄弟或父子合葬及昭穆制度的反映。許昌地區出土的唐代銅鏡，題材豐富，造型多樣。以圓形為主，葵花形、菱花形次之。個別銅鏡的紋飾、造型比較罕見，可補資料之缺，為唐代銅鏡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漢代建筑明器中的復道、望樓、角樓等，是豪強大族為保衛其自身安全和守護物質財富，在莊園甲第中構筑的以防御為主要功用的建筑形式。這類建筑此前經歷了一個發展衍變的過程，漢代成為具有較為完備功能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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