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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對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畫墓六幅墨書題記重新釋讀，糾正了該墓發掘報告題記錄文中的錯誤，對發掘報告題記錄文中的漏字做了補釋，并對六幅題記的內容做了較為詳細的分析考證。利簋銘文分別記載武王征商與成王賜右史利銅兩件史事，由于學界長期以來受"生稱王謚"說的影響，混淆了利簋銘文中的"珷"和"王"兩者的關系，從而將利簋視作武王世作器。文獻資料與青銅器銘文表明，周王從不自稱王，更不會自稱王號；而臣下對周王的稱呼，對先王則稱"謚號"，對時王則但稱"王"，并不存在"生稱王號"的情況。在西周金文中，稱名的體例相當嚴謹，這是因為古代社會中，名分始終是*重要的價值取向，周王的名號更是如此。所謂"生稱王謚"諸器的紀年方式，由于是追述先王事跡，銘文紀年必然要考慮先王相對于時王的時空關系，所以不能出現"唯王某年"的格式，目的正是在于避免與時王相混淆。利簋銘文中的"珷"和"王"，系分別指武王和成王。利簋的"辛未"紀日，不會是武王甲子牧野之戰后的第七日，而應屬成王紀時。利的身份應是右史而非有司。利簋銘文記述成王親自對利進行賞賜，所以利簋鑄造的時間更有可能在成王親政以后。骨器研究逐漸成為近年來考古學關注的課題。本文梳理近十年以來骨器研究的新成果，并著重對新石器和青銅時代的骨器研究進行歸納和分析。在新石器時代，無論是地域還是年代上，骨器制作的程序和方法均比較相似，片切割和磨制為主要加工手段，"因材作器"是這個時期骨器生產的顯著特征。青銅鋸的應用是青銅時代制骨手工業的技術性，極大地提高了骨器制作的效率，并對當時的生產關系產生重要影響。二里頭遺址制骨所使用的銅質工具很可能是銅刀，而非銅鋸。*早使用青銅鋸的年代很可能不在夏代，而在商代早期，約公元前16年左右。青銅鋸的使用和城市化的發展，為青銅時代制骨作坊的規模化、專業化和規范化生產提供了必要的技術和市場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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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系年》23章是前后相序、編排整齊的一部完整的書籍，清華簡的整理者認為《系年》是一種編年體史書，它的體例和內容接近于《竹書紀年》。從《竹書紀年》和《系年》的書寫體例和內容來看，二者的差別要大于二者的共同，《系年》不同于《竹書紀年》，它的整體特征表明《系年》不是編年體史書。《系年》的記事范圍及記事特征都昭示著它不是《左傳》的摘編，也與后世的"紀事本末體"存在著根本的區別。更為重要的是，正確理解《系年》的性質，不應該脫離《系年》書寫的社會歷史氛圍，而應該把它放在戰國歷史語境和文化形態中去考察。與《左傳》或"紀事本末體"相比，《系年》更接近于《春秋事語》；它的性質與汲冢竹書中的"國語"三篇相近。兩漢都城之間的布局變化表現為：宮城布局由西漢的多宮向東漢的南北兩宮演變，宮城面積占城市面積的比例下降；其社稷和宗廟開始由宮城移至城南郊，但與宮城依然呈"左祖右社"的格局；靈臺、明堂、辟雍等禮制建筑以及太學設置在東漢洛陽城南郊顯要位置，創我國都城建設之首例；城市供水由西漢長安城的單供宮城園林用水，發展為布及整個東漢洛陽城的水資源綜合利用，亦創我國都城建設之首例。本文對新著錄的兩件掃父養朝簋及與舊錄的昶鼎、昶盤、昶等相關銘文中以往缺釋或誤釋的文字進行了重新探討；認為這幾件器物的器主皆系掃父養朝，其時代系春秋早期后段，其與《貞松》所載同出的一些養國銅器，皆于2世紀2年代末出自河南桐柏縣平氏鄉張相公莊(今平氏鎮新莊)的養國家族墓地，從而復原了相關銅器群的出土背景，糾正了過去的一些誤解。通過對昶伯夏父簋和昶伯夏父罍銘文中"夏"字的討論，對古文字中相關"夏"字的構形提出了一些新的認識。對傳世的昶伯匜銘文中的"夏"字等文字進行了重新釋讀。南陽夏餉鋪村鄂侯家族墓地M1所出昶伯壺的器主昶伯可能系養國公族，其時代為春秋早期，該器可能系養國貴族助鄂侯之喪的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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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蘭生為廣東書畫家、學者、詩人。其《常惺惺齋日記》手稿，始于嘉慶廿四年(1819年)，終于道光九年(1829年)，記錄了謝氏每日的工作、行程和交往，是了解謝氏及其時代的重要資料?！度沼洝穼τ谑考澟c官商酬酢、書院課徒以及當時廣州府城內的文酒詩會，提供了許多細節。通過這部日記，我們可以深入探究次戰爭爆發前夕廣州士紳的日常生活。本文首先考察了日記主人退隱廣州以教書為業的生活狀態及其收入狀況，并討論清代廣東士人"踴躍于科名而恬淡于仕宦"的原因，指出廣州府城內大量書院的出現，使謝蘭生這一類雖有功名但又不愿深陷官場泥沼的士人找到一條新的出路，而這一切又可歸因于清廷大力扶持書院建設。接著考察了日記主人觀演戲曲、參與畫會以及書畫收藏的情況，于此可見當日廣州經濟文化的繁榮盛況。*后討論行商通過交結以謝蘭生為代表的士紳，以提升自己的文化品味和社會地位，并藉此融洽他們與官府之間的關系。這種策略通過文化、權力、經濟的相互糅合，*終達到共同建立顯赫名望。早夏文化在考古學上表現為新砦期遺存及二里頭文化一期遺存，在考察兩者文化面貌的基礎上，本文對早夏文化的來源區分為主要來源和其他來源。從各遺址內發現的建筑遺存的形制及建造方法、墓葬形制及隨葬品組合、灰坑、窯址等遺跡，以及遺物中石器、骨器、蚌器尤其是陶器的一脈相承性等方面分析，可知早夏文化主要來源于王灣三期文化。早夏文化陶器中的側扁三角形足鼎、大平底壺來源于造律臺類型，黑陶或黑皮陶器、貫耳壺、盆形豆、鬶及玉器中的玉鉞等因素來源于山東龍山文化，花邊罐、侈口罐、單耳罐、大口甕等器物的造型來源于齊家文化。娘娘寨遺址二里頭文化遺存分期是依據鄭州地區典型二里頭文化遺址主要陶器分期而進行的。參照該分期圖，將娘娘寨遺址二里頭文化遺存分為三期，分別相當于鄭州地區二里頭文化的四期。娘娘寨遺址緊鄰姑二里頭文化城址，二者文化面貌基本相同，推測姑城址應為夏王朝東境顧國都城，娘娘寨遺址為顧國都城附近一處較重要的聚落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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