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邾國故城遺址位于山東鄒城市嶧山鎮紀王城村周圍，是東周時期邾國的都城和秦漢至兩晉時期的鄒縣(騶縣)縣治，作為都城和縣城使用的時間長達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東大史文化學院等對該遺址進行發掘時，在一眼西漢水井(J3)內出土了8件新莽時期的銅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權4件、詔版2件和貨版1件。每件銅器都有銘文，顯示可能鑄造于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銘文內容與文獻記載的新莽改制有關。為了充分論證這批銅器的學術價值，山東大史文化學院和文化遺產研究院在9月2日舉辦了專家座談會，與會學者對這批銅器的銘文內容、制作與使用情況，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歷史評價和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專家們一致認為，這批新莽銅器是迄今為止首次經過科學發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發現數量和種類*多的漢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較完好，銘文字數多，透露的歷史信息豐富而重要，為研究西漢末年王莽代漢并實行貨幣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歷史事件，以及我國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都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另外，這批銅器出自邾國故城遺址的宮殿區"皇臺"之上，證明"皇臺"范圍內應存在漢代官署區，這對研究遺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義，也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線索。在此次專家座談會成果的基礎上，本刊約請與會學者對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進一步加以研究，從不同角度闡釋其重要的學術價值?，F將初步的研究收獲予以發表，希望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也期待相關研究的繼續深入。四川省雅安市蘆山縣東漢至三國時期的姜城城門遺址中出土一具大型石獸，其制作年代在東漢末期，在同時期的城門遺址中尚屬首次發現，意義重大。其出現具有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一方面，本地區東漢晚期以來流行的墓前石雕虎形翼獸是其形象的直接來源，而這些石雕翼獸可能與中原文化的輸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有關。另一方面，該地區當時為漢、夷、羌的交接處，據相關文獻記載，此種城門石獸與該地區的民族關系和民族心理有關。東漢末年，該地區漢夷關系一度緊張，漢人根據夷人畏懼神靈怪獸的心理，在城門口放置大型石雕虎形翼獸，用來威懾夷人。而此種石獸則在夷人的反叛中被破壞，漢族官吏的頌碑也多次被鑿毀，整個城門也毀于兵燹。該石獸、石碑、城門遺存及其毀壞痕跡為當時漢夷關系的一種物證。雅安地區特別流行此種大型有翼石獸或許也與這種歷史背景有關?！蹲髠鳌返葌魇牢墨I中記載有大量薳( )氏家族的信息，南陽浙川發現有 氏家族墓葬，楚簡等出土文獻中還包含有 氏家族及速氏(學界以為即薳氏)家族的信息。結合傳世文獻及出土文獻，并運用考古出土材料和業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對上述幾大家族作重新認識和考察，可以發現，春秋時薳( )氏家族在楚國的地位很顯赫，至戰國時開始衰敗。傳世文獻可見，薳氏即 氏。薳與 ，作為邑是不同的地名，在金文及楚簡中， 地即 地。薳與 ，作氏稱可互通。作氏稱時，在金文及楚簡中薳另作 ； 則另作 ( )、 。

北魏先后定都于平城和洛陽，史學界一般將其分別稱為平城期與洛陽期。本文以墓葬中的陶俑為對象，比較了兩個時期陶俑的異同之處：一方面隨葬陶俑原本是漢文化的喪葬習俗，另一方面陶俑種類以及服飾的變化也顯示出民族文化融合的進程。文章以此為切入點，對北魏兩個時期的漢化進程及其影響做了探討。浙江跨湖橋遺址出土的刻劃符號是目前所見到的*早的可能與數字卦有關的符號類型，對探索文字和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義。在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對符號的釋讀提出不同看法。本文基于對淅川古民居的調查與研究，從地域、空間布局、構造、藝術等不同角度揭示了其在南北方建筑文化的影響下，并在特定環境中形成的具有鮮明地方特色的文化內涵。

陜西歷史博物館和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聯合發掘唐代韓休壁畫墓，墓內壁畫保存較為完好，極具歷史、考古和藝術價值。通過三維影像記錄、環境監測及科學檢測分析，進一步了解壁畫繪制工藝及保存現狀。所使用的科技手段包括拉曼光譜、紅外光譜、X射線衍射分析、離子色譜、掃描電子顯微鏡等。檢測結果表明該墓壁畫不宜原址保存，為下一步壁畫搬遷保護提供了理論依據。今本《大戴禮記》中有一文句，清代以來即有學者懷疑其存在脫文，然因無有力的版本證據，致使說法不一，一直未有定讞。今根據新出竹書，正可以解決今本文句存在的脫文問題。公元6世紀中期，中原北方東部地區開始出現一種以雙菩提樹為背屏、北齊新樣式佛像為主尊、常以鏤孔透雕形式表現的白石佛教造像，其造型精美，特征鮮明，與早年流行的尖楣狀背屏造像形式迥異。本文以鄴城地區歷年出土佛像為中心，結合周邊區域同類背屏式造像，探討北齊"龍樹背龕式"造像的構圖特征及技術傳承。

本文探討對象為玉、石器大型鉆孔技術，此技術很有可能與轆轤軸承器的發明有關，本文將通過實驗考古等方法，復原古代鉆孔技術所使用的輪軸機械及加工動力系統。多年來，陜、甘兩地連續出土長方窄片狀玉人四批，學者多以為是"人犧"或"人殉"。然而分析此類玉人的性質，既不能脫離其祭祀性質的出土單位，也不要忽視器物選材的特殊性。"巫以玉通神"，周公制禮作樂，更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從此玉、巫、神三者綁定，成為獨具特色的禮儀制度。古人舉行祭祀活動都要有一定的儀式，如殺犧、燔燒、掩埋、唱歌、跳舞等，巫是必不能少的角色。本文根據出土遺跡單位的祭祀性質和玉人選材的特殊性，首先追溯了自新石器時代以來玉質人像或圖案的宗教意義，而后列舉了周、秦、漢祭祀屬官的設置以及民間的巫覡活動，認為此類玉人代表的不是人殉和人犧，而與巫祝有關，取招引候神之意，是先秦時期暴巫、焚巫陋習的孑遺。以《中東鐵路建筑群總體保護規劃》的編制為研究背景，通過對中東鐵路遺產的歷史沿革、定性與、構成與認定以及保護的時序研究，將其作為"具有文化線路性質的2世紀工業建筑遺產群"進行初步探討，為《中東鐵路建筑群總體保護規劃》的編制的主要問題，包括前期調研、規劃分區、現狀評估、保護區劃、管理與展示規劃等提供新的思路，并梳理出中東鐵路建筑遺產保護過程中需要特別關注的問題，為中東鐵路遺產的進一步研究與保護奠定基礎。參與南京大的侵華日軍第十軍下屬的石田炮兵，在1937年11月18日攻克浙江省嘉興縣后樹立了一塊名為"石田炮兵奮戰之地"的石碑，以"紀念"該不靠其他兵種配合而獨立攻克國民防御工事的"戰功"。建造"紀念碑"等精神是戰時日本的國策，目的為動員日本民眾參加對外侵略戰爭。石碑不僅是征服的殖民符號，而且是以靖國神社為中心、從日本國內到殖民地和占領地的祭祀戰爭亡靈體系的一環。13年3月，該石碑在離原址不遠處被發現。該地為時期嘉興的交通咽喉，也是國民江浙國防工程中守衛嘉興城的*后陣地，因此成為日軍的"奮戰"和立碑之地。碑文中的日軍軍官石田保道、橋本欣五郎、藤村謙等人與九一八事變、南京大、審判等中日兩國近代的一些重大事件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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