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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墓出土牌銘"魏武王常所用"，分別為戟、矛、刀、椎四種，由導從及長短，形成一套Zui簡單的組合，執行"警蹕侍衛如常儀"的基本功能，屬于天子儀衛。例如"交戟"，只有皇帝才能使用。曹操生前獲得享用天子儀衛的資格。這套儀具既體現了曹操的薄葬主張，同時也是墓主身份地位和墓葬等級的重要標志。晚明以來，在江南地區出現大量的以文學、藝術為擅場的藝術家族，其中尤以常州地區的惲氏家族為特別。在惲氏家族中，早期以詩書傳家，到晚明起，則以藝術傳家，一直綿延至清代中后期，時間長達數百年。在惲氏藝術家中，以惲向和惲壽平的成就Zui為突出。惲向是惲氏藝術家族中個以繪事見長者，是惲氏家族從詩禮傳家到以藝術傳家的關鍵人物，是家族轉型期的先驅。他不僅是一個身體力行的畫家，更是一個在畫學思想、創作理論方面有所建樹的學者，在晚明山水畫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考察惲向及其藝術成就，便成為惲氏藝術家族研究不可繞過的一座分水嶺。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惲壽平研究較多，而對惲向則鮮有所及?；诖耍疚脑谠谇叭擞邢薜难芯炕A上，以惲向傳世作品和時人文獻為依據，對惲向生平事跡、山水畫成就、畫學理論及其對畫壇的影響展開論述與考察。惲向及其畫學理論與畫風，是晚明時代熱衷傳移模寫、外師造化的山水畫家的縮影。本文便是借一個藝術家族的個案解析，為人們認識晚明時代的山水畫風提供另類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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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生土建筑是早于木結構建筑的獨特的建筑形態，在豫西古代地坑院分布區域發現的清代土工營造尺，其獨特的構造與刻度單元及其在地坑院建造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為研究古代黃河中游文明的發展與古代建筑史、藝術史、科技史提供了豐富的信息，填補了學術界的一項空白。彩繪陶是先入窯燒制成器，再在器物上施彩繪制。我國的彩繪陶興起于新石器時代中期，盛行于新石器時代晚期。河姆渡文化發現的兩片彩繪陶片，是目前Zui早的彩繪陶片。本文使用偏光顯微鏡、X射線熒光分析儀（XRF）分析了兩件戰國時期的乳釘紋管形器MB11和MB26，兩件器物均含有玻璃相和肉眼可見的石英顆粒。XRF分析結果顯示，MB11和MB26器表化合物的成分相同且含量接近。采用掃描電子顯微鏡、能譜儀（SEM-EDX）、拉曼光譜儀等確定MB11為費昂斯和玻璃制品的過渡制品，石英砂顆粒粒度45μm之間者占97%，52μm者僅占3%。SEM-EDX分析表明MB11藍色玻璃體為Na2O-CaO-SiO2，同時含有少量的助熔劑PbO和BaO。一般認為，Na2O-CaO-SiO2是西方古玻璃的主要化學成分，而PbO-BaO-SiO2是我國獨創的古代玻璃體系。此次在Na2O-CaO-SiO2玻璃中發現有少量的PbO和BaO，可視為我國古代玻璃使用助熔劑的過渡轉變之一例。

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萬柳堂圖》表現的是趙孟頫、盧摯等人在廉氏花園雅集的情境。以往此圖常被認為是記錄史事和呈現古代北方私人園林的圖像資料。不過，從繪畫風格和印鑒來看，《萬柳堂圖》并非趙孟頫真跡，而是后人根據元代以來諸種筆記所載萬柳堂雅集故事編繪而成。萬柳堂今已不存，對比文獻記載和歷史地圖綜合考量，其舊址當在今阜成門外西南方位，而《帝京景物略》中有關記述不足采信。至于其時萬柳堂雅集的主持者廉野云，當為廉希憲五子廉恒。《萬柳堂圖》畫上有趙孟頫題詩，字非真筆，內容則系趙氏詩作，康熙間始收入趙孟頫全集，詩中既有對雅集的記錄和對主人的贊譽，也暗含趙孟頫復雜的退隱心理。關于殷墟文化的分期，學術界長期存在鄒衡先生和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所各自建立的兩個體系，它們均經歷了一個不斷細化、調整的過程。一般認為這兩者總體上是一致的，但對于其中的一些差異也不應忽視。本文在回顧這兩個分期體系形成過程的基礎上，指出它們對殷墟文化期的歸屬以及一些典型單位的年代判斷上存在差異，而其中的一些差異又造成了它們對西北崗王陵區內14、1215號等大墓及宮廟區內乙乙十一前期、乙十二等建筑基址年代的不同認識。在兩者的研究方法和結論基本一致的認識下考察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或可歸結為傳統年代學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資料積累的階段性、早期田野發掘技術的不足性等。沁陽市文保中心的文物庫房內，保存著一冊明代朱載堉編撰流傳下來的曲譜《工尺譜》，該書是以"師徒口傳身授"，用工尺譜記譜寫法手抄的曲譜，是明代朱載堉音樂藝術實踐的重要內容，具有較高的歷史、版本、藝術價值。

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地的主體年代為春秋早期，關于其年代上限，學術界有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之初兩種看法。本文持同春秋之初說，并從考古類型學方面略為補辨，在此基礎上重新討論了虢國墓地銅器墓的分期歸屬，并對M29虢仲墓和M21虢季墓的墓主進行了推斷，認為他們應分別是西周晚期到春秋之初的前后相繼的虢國君并王朝卿士虢公鼓(虢石父)和虢公翰。東莊(Eastern Estate)位于蘇州城東，為吳寬之父吳融所建。吳寬不僅請李東陽作《東莊記》，文學友人做東莊詩，還托請沈周為他繪制了一套《東莊圖》冊頁。這些記文、詩賦和繪畫都具有某種紀念性，紀念吳寬的吳融，同時又展現出吳融及吳寬所擁有的財富、品行和修養。《東莊圖》的意義還在于，它不僅成為現存明代Zui早的園林圖像，直接影響到文徵明及其后的吳門畫家，還建立起一種再現園林的圖像模式。通過考察《東莊圖》對城市空間、山川景物以及觀看視角的處理方式，可以討論明代以來"城市山林"的圖像傳統如何得以塑造成形。阮元是清代中晚期的學界泰斗，金石收藏和鑒賞是他案牘之余的主要學術活動之一。他收藏、鑒賞的吉金時代跨度大，上起商周，下至隋唐。除了考釋銘文外，他還與師友弟子評鑒、歌詠之，以達到聞見三代以上之道的目的。有時他還將其作為實用器物以供在重要場合使用，并且仿鑄一些為老者祝壽，或是陳列于文廟、府學、藏書樓中。貞石是他金石鑒藏活動的另一重要部分。本文除了系統梳理阮元的金石鑒藏活動外，還總結出其金石鑒藏活動的特點。首先，金石鑒藏活動貫穿于阮元一生；其次，他鑒藏金石古物的品種范圍很廣，時間跨度大；再次，金石資料除了用于賞玩外，更多地是為學術服務；Zui后，對吉金的仿鑄和貞石的保護也是其金石活動中極具特色的內容。國家博物館《古代陳列》展陳一件虎形節，有銘文四字，以往未見討論。本文考證銘文讀為"王命傳虎(遽)"。"傳"字和"傳遽"一詞帶有燕、齊文字特點，但從形制和銘文語言環境看此節當屬楚器，應是戰國晚期楚滅魯后，與齊、燕文化相互影響的產物。先秦時期，墨學曾與儒學并稱為兩大顯學。但漢以后，因漢武帝采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政策，墨學逐漸沒落。晚清，墨學復興。五四時期，墨學更受思想家重視，思想界出現了研究墨學的熱潮。本文從四個方面論述了這一歷史現象出現的原因：以墨學救治時弊；以墨批儒；以墨學會通社會主義思想；發掘墨學中的科學成分。世紀9年代，在洛陽發現了明代饒陽縣簿劉鼎和太吏目徐道兩座紀年墓，基本保存完好，出土了墓志和三彩、青瓷等隨葬器物，這是洛陽以往發掘的明代墓葬中很少見到的，對于研究明代官吏情況和瓷器手工業有重要參考價值。世紀六七十年代洛陽出土的明代方城鎮國太夫人趙氏墓、伊藩方城府鎮國將軍朱典櫛墓、輔國將軍朱褒墓等，墓室保存完好，隨葬有墓志及陶俑、鉛器等，對于研究明代伊藩家族世系及其墓葬形制特點等，都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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