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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舊石器時代飾品的發現較少,且分布零散,所以關于飾品的研究多集中于前期制作,而對于穿系方式少有深入,這就成為目前舊石器時代飾品研究的新領域。山西吉縣柿子灘遺址中出土有3件穿孔飾品,通過對其穿孔位置和表面繩索壓磨痕跡的觀察分析,飾品可以明確識別出單繩單孔、單繩雙孔、雙繩單孔和多繩單孔四種穿系方式,相應形成以串飾和墜飾為目的的多種穿系方式的組合。這項研究為探索舊石器時代飾品的制作工藝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和信息。明代中期,吳門地區流行一種較為特殊的花鳥畫題材—花果雜品圖。這種包含花卉、蔬果、禽鳥、蟲魚等內容繁雜的長卷與冊頁,與宋元以四君子題材為主流的文人花鳥畫相比有了明顯變化。本文試圖通過花果雜品圖與感官相聯系的新現象,來探討此時文人花鳥畫在審美觀上的變革。本文分為四個部分進行論述:部分,通過梳理宋元文人花鳥畫的歷史,分析文人花鳥畫從宋到元在題材上有逐漸擴大的趨勢,但主流是象征文人品格的四君子題材,潛流是元代出現的品類較多的墨花墨禽;第二部分,通過吳門文人的作品和詩文,具體分析花果雜品圖所繪內容與人的感官—眼、耳、口、鼻的緊密聯系;第三部分,通過此時吳中文人閑居的生活方式,分析花果雜品圖與感官緊密相關的原因是文人們對自愜之意的追求;第四部分,通過分析花果雜品圖傳達的新的審美觀,闡明文人花鳥畫的審美變革—從四君子的"清雅"到花果雜品圖的"閑雅"。安陽殷墟考古發掘出來的人類頭蓋骨顯示,早在殷商時期,即存在中原人與中亞人及歐洲人的往來。歐洲人和中亞人的到來被有的學者認為參與了政體的形成過程。
隋唐時期墓室壁畫中大量出現的"襕袍"形象,即袍衫下擺設一條襕道,是漢唐之間人們服飾風格變化的重要表現之一。唐及以后的文獻中有很多關于襕袍形制、襕袍穿著規范以及人物穿襕袍(衫)的記錄,襕袍在宋明以后的文獻記載中也表現出與隋唐時期襕袍不同的形制,然而史料中關于襕袍起源的記載仍不太明晰,大致分為三種觀點,即宇文護說、馬周說和胡服說。結合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會發現宇文護說似乎更接近史實;考察襕袍的禮制含義,將襕袍和深衣、上衣下裳類傳統服飾形制的關聯與西魏北周時期背景相聯系,也會發現宇文護說比較令人信服。正是襕袍的這種與禮制相關的人為解釋,讓其在宋明以后的制度和觀念中代替了深衣成為華夏衣冠的一部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城頭山遺址地表現存城墻和護城河的考古工作,確認了屈家文化時期城墻的北部豁口,遺址西部和西北部城墻外伸向護城河中的凸臺,以及遺址西部、北部兩條通過護城河的陸地通道,探明了遺址西部至東北部屈家嶺文化時期護城河生土河床的起伏,揭示出開挖護城河、筑城時的取土作業區遺跡。4年,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吉林大學考古學系等聯合對五常市香水河墓地進行發掘。清理墓葬48座、灰坑5個,出土陶器、鐵器、銅器、銀器、石器等遺物2余件。該墓地位于松花江-拉林河流域,屬渤海國疆域的西界,根據墓葬形制、出土遺物及喪葬習俗等推斷,墓葬的主體年代為渤海中期。11年對河南靈寶市西坡遺址的發掘,發現廟底溝類型大型半地穴房址F17和被疊壓其下的F18。F17室內面積169平方米,建筑過程包括在F18的基礎上修整半地穴坑體、挖柱槽、立柱、夯打半地穴墻體、建造火塘和鋪設居住面等,出有少量陶器、石器和獸骨。F18面積與F17相似,均指向聚落的中心廣場。7~212年對山西絳縣周家莊遺址的發掘確認了遺址的大型環壕,明確了該遺址為一處面積超過3萬平方米的龍山期大型聚落。聚落內部有居住區、墓地和手工業遺存。從出土遺物判斷,該遺址龍山期遺存屬陶寺類型。這些發現為研究晉南地區龍山時期的文化與社會提供了重要資料。12年8月,在赫章縣可樂墓地發掘了兩座長方形土坑豎穴墓葬,均屬土著墓葬,時代大致為西漢前期至中期。其中,M373為"套頭葬";M374的規模較大,形制較特殊。出土遺物較為豐富,包括陶器、銅器、鐵器、漆器殘件及各種裝飾品等。這兩座墓葬的發掘,為研究可樂墓地的文化內涵提供了新材料。7~212年發掘了山西絳縣周家莊遺址中部偏東南區域,發現一處龍山時期的居址,房屋成組分布,附近還有陶窯、窖穴、灰坑等。居址廢棄后成了墓葬成組分布的龍山期墓地,其中包括集中分布的兒童甕棺葬。墓葬均無隨葬品。根據遺跡現象和出土遺物,該遺址的遺存可分為龍山期早期和晚期。12年對石峁遺址后陽灣和呼家洼地點進行了試掘。在后陽灣清理了2座房址和5座墓葬,其中豎穴土坑墓2座、甕棺葬3座。在呼家洼清理了1座房址。出土遺物以陶器為主。本次試掘揭露的遺跡之間的疊壓打破關系等,為了解石峁城址內各類文化遺存的分布、分期與年代等提供了重要依據。迄今我國北方地區發現的商周時期銅胄,相對于同時期其他青銅數量較少,至今還缺乏綜合性研究。本文在收集北方出土商周時期銅胄資料的基礎上,運用考古類型學方法,對銅胄進行類型式劃分,判斷各式銅胄的年代,將銅胄的發展劃分為商代晚期、西周早中期、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春秋中期等四個階段;根據銅胄出土地點,將其劃分為中原和長城地帶兩個區域,從縱橫兩方面對銅胄進行分析,勾畫出商周時期銅胄的發展過程,并且探討了北方式銅胄和歐亞草原腹地銅胄之間的關系。
藏品是博物館的立館根基,是博物館完成使命、實現宗旨的根本所在。藏品不僅是博物館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其價值更具有多元性,在收藏過程中更應關注其文化倫理層面,保證藏品的真實性與來源合法性。鐵甕城在三國孫吳都城中建立年代Zui早,保存Zui為完整,由孫權始建于東漢建安年間?!?6年進行的多次考古發掘中,發現了依山而建的城垣、城門、道路等遺跡,出土了種類繁多的文字磚、紋飾磚、瓦、陶器、青瓷器、金屬器以及錢幣等遺物,涉及孫吳、東晉、南朝等多個時代。唐志契,晚明山水畫家、理論家,其畫用筆清遠,有元人風韻。他的山水畫被視為摹古一派,風格并不特出。他在畫的地位和影響主要來自所著《繪事微言》一書。此書分為四卷,卷為唐氏自撰,內容涉及畫理、畫法、評賞等,見解獨到:他重新闡釋山水畫語境中的"氣韻生動";提出繼承傳統應"師其意而不師其跡";畫山水要"看真山水","傳神者必以形";強調以"寫"來獲得"山林逸趣",山水的趣致在"寫草書行書"之間,具有"留影"、"寫意"等特點;在用筆上,指出"寫畫亦不必寫到";首次提出繪畫中的"意境"一說,在畫論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盡管強調山水應寫其性情,仍然注重"明理"的重要性,并對其時流派之弊作理性分析。本文擬通過以上內容來探討唐志契在山水畫的貢獻。
日本彌生時代中后期、古墳時代前期的墓葬中,經常出土大批量、大尺寸的或人在日本制作的銅鏡,通過對青島平度一座西漢中期墓葬的探討,可知日本古代這一喪葬禮俗,應來源于黃河流域以洛陽為中心的中華銅鏡文化。河南省鄭州市考古出土大量東周陶文"亳"與當地出土商代刻辭,《續漢書》記滎陽薄亭聯成乇——亳——薄地名傳承鏈,限定今鄭州市區在商至漢代屬亳地。鄭州市內發現的東周城址因曾屬鄭地又有成批"亳"字伴出,即《左氏春秋經》襄公十一年及杜預注所記鄭地亳城。邾國故城遺址位于山東鄒城市嶧山鎮紀王城村周圍,是東周時期邾國的都城和秦漢至兩晉時期的鄒縣(騶縣)縣治,作為都城和縣城使用的時間長達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東大史文化學院等對該遺址進行發掘時,在一眼西漢水井(J3)內出土了8件新莽時期的銅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權4件、詔版2件和貨版1件。每件銅器都有銘文,顯示可能鑄造于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銘文內容與文獻記載的新莽改制有關。為了充分論證這批銅器的學術價值,山東大史文化學院和文化遺產研究院在9月2日舉辦了專家座談會,與會學者對這批銅器的銘文內容、制作與使用情況,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歷史評價和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專家們一致認為,這批新莽銅器是迄今為止首次經過科學發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發現數量和種類Zui多的漢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較完好,銘文字數多,透露的歷史信息豐富而重要,為研究西漢末年王莽代漢并實行貨幣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歷史事件,以及我國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都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另外,這批銅器出自邾國故城遺址的宮殿區"皇臺"之上,證明"皇臺"范圍內應存在漢代官署區,這對研究遺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義,也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線索。在此次專家座談會成果的基礎上,本刊約請與會學者對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進一步加以研究,從不同角度闡釋其重要的學術價值。現將初步的研究收獲予以發表,希望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也期待相關研究的繼續深入。關防作為印信的一種,Zui早出現于明代,清代主要頒給臨時設置的官員作臨時性官印。國家博物館藏有一枚"京師大學堂總監督關防",為197年上任的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劉廷琛所使用。本文以這枚藏印為線索,梳理了京師大學堂在1898年至1912經辦的14年中,四次請領大學堂"關防"的過程,還原了京師大學堂從草創階段具有濃厚封建特色的舊式書院,經過幾任大學堂負責人的苦心經營,逐步發展成為一所初具規模并具有近代意義的綜合性大學的歷史。同時指出,"京師大學堂總監督關防"從木質改為銅質,這一變化反映了清在Zui后十幾年社會危機的時刻,對新式學堂應勢而變的態度和逐漸重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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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舊石器時代飾品的發現較少,且分布零散,所以關于飾品的研究多集中于前期制作,而對于穿系方式少有深入,這就成為目前舊石器時代飾品研究的新領域。山西吉縣柿子灘遺址中出土有3件穿孔飾品,通過對其穿孔位置和表面繩索壓磨痕跡的觀察分析,飾品可以明確識別出單繩單孔、單繩雙孔、雙繩單孔和多繩單孔四種穿系方式,相應形成以串飾和墜飾為目的的多種穿系方式的組合。這項研究為探索舊石器時代飾品的制作工藝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和信息。明代中期,吳門地區流行一種較為特殊的花鳥畫題材—花果雜品圖。這種包含花卉、蔬果、禽鳥、蟲魚等內容繁雜的長卷與冊頁,與宋元以四君子題材為主流的文人花鳥畫相比有了明顯變化。本文試圖通過花果雜品圖與感官相聯系的新現象,來探討此時文人花鳥畫在審美觀上的變革。本文分為四個部分進行論述:部分,通過梳理宋元文人花鳥畫的歷史,分析文人花鳥畫從宋到元在題材上有逐漸擴大的趨勢,但主流是象征文人品格的四君子題材,潛流是元代出現的品類較多的墨花墨禽;第二部分,通過吳門文人的作品和詩文,具體分析花果雜品圖所繪內容與人的感官—眼、耳、口、鼻的緊密聯系;第三部分,通過此時吳中文人閑居的生活方式,分析花果雜品圖與感官緊密相關的原因是文人們對自愜之意的追求;第四部分,通過分析花果雜品圖傳達的新的審美觀,闡明文人花鳥畫的審美變革—從四君子的"清雅"到花果雜品圖的"閑雅"。安陽殷墟考古發掘出來的人類頭蓋骨顯示,早在殷商時期,即存在中原人與中亞人及歐洲人的往來。歐洲人和中亞人的到來被有的學者認為參與了政體的形成過程。
隋唐時期墓室壁畫中大量出現的"襕袍"形象,即袍衫下擺設一條襕道,是漢唐之間人們服飾風格變化的重要表現之一。唐及以后的文獻中有很多關于襕袍形制、襕袍穿著規范以及人物穿襕袍(衫)的記錄,襕袍在宋明以后的文獻記載中也表現出與隋唐時期襕袍不同的形制,然而史料中關于襕袍起源的記載仍不太明晰,大致分為三種觀點,即宇文護說、馬周說和胡服說。結合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會發現宇文護說似乎更接近史實;考察襕袍的禮制含義,將襕袍和深衣、上衣下裳類傳統服飾形制的關聯與西魏北周時期背景相聯系,也會發現宇文護說比較令人信服。正是襕袍的這種與禮制相關的人為解釋,讓其在宋明以后的制度和觀念中代替了深衣成為華夏衣冠的一部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城頭山遺址地表現存城墻和護城河的考古工作,確認了屈家文化時期城墻的北部豁口,遺址西部和西北部城墻外伸向護城河中的凸臺,以及遺址西部、北部兩條通過護城河的陸地通道,探明了遺址西部至東北部屈家嶺文化時期護城河生土河床的起伏,揭示出開挖護城河、筑城時的取土作業區遺跡。4年,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吉林大學考古學系等聯合對五常市香水河墓地進行發掘。清理墓葬48座、灰坑5個,出土陶器、鐵器、銅器、銀器、石器等遺物2余件。該墓地位于松花江-拉林河流域,屬渤海國疆域的西界,根據墓葬形制、出土遺物及喪葬習俗等推斷,墓葬的主體年代為渤海中期。11年對河南靈寶市西坡遺址的發掘,發現廟底溝類型大型半地穴房址F17和被疊壓其下的F18。F17室內面積169平方米,建筑過程包括在F18的基礎上修整半地穴坑體、挖柱槽、立柱、夯打半地穴墻體、建造火塘和鋪設居住面等,出有少量陶器、石器和獸骨。F18面積與F17相似,均指向聚落的中心廣場。7~212年對山西絳縣周家莊遺址的發掘確認了遺址的大型環壕,明確了該遺址為一處面積超過3萬平方米的龍山期大型聚落。聚落內部有居住區、墓地和手工業遺存。從出土遺物判斷,該遺址龍山期遺存屬陶寺類型。這些發現為研究晉南地區龍山時期的文化與社會提供了重要資料。12年8月,在赫章縣可樂墓地發掘了兩座長方形土坑豎穴墓葬,均屬土著墓葬,時代大致為西漢前期至中期。其中,M373為"套頭葬";M374的規模較大,形制較特殊。出土遺物較為豐富,包括陶器、銅器、鐵器、漆器殘件及各種裝飾品等。這兩座墓葬的發掘,為研究可樂墓地的文化內涵提供了新材料。7~212年發掘了山西絳縣周家莊遺址中部偏東南區域,發現一處龍山時期的居址,房屋成組分布,附近還有陶窯、窖穴、灰坑等。居址廢棄后成了墓葬成組分布的龍山期墓地,其中包括集中分布的兒童甕棺葬。墓葬均無隨葬品。根據遺跡現象和出土遺物,該遺址的遺存可分為龍山期早期和晚期。12年對石峁遺址后陽灣和呼家洼地點進行了試掘。在后陽灣清理了2座房址和5座墓葬,其中豎穴土坑墓2座、甕棺葬3座。在呼家洼清理了1座房址。出土遺物以陶器為主。本次試掘揭露的遺跡之間的疊壓打破關系等,為了解石峁城址內各類文化遺存的分布、分期與年代等提供了重要依據。迄今我國北方地區發現的商周時期銅胄,相對于同時期其他青銅數量較少,至今還缺乏綜合性研究。本文在收集北方出土商周時期銅胄資料的基礎上,運用考古類型學方法,對銅胄進行類型式劃分,判斷各式銅胄的年代,將銅胄的發展劃分為商代晚期、西周早中期、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春秋中期等四個階段;根據銅胄出土地點,將其劃分為中原和長城地帶兩個區域,從縱橫兩方面對銅胄進行分析,勾畫出商周時期銅胄的發展過程,并且探討了北方式銅胄和歐亞草原腹地銅胄之間的關系。
藏品是博物館的立館根基,是博物館完成使命、實現宗旨的根本所在。藏品不僅是博物館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其價值更具有多元性,在收藏過程中更應關注其文化倫理層面,保證藏品的真實性與來源合法性。鐵甕城在三國孫吳都城中建立年代Zui早,保存Zui為完整,由孫權始建于東漢建安年間?!?6年進行的多次考古發掘中,發現了依山而建的城垣、城門、道路等遺跡,出土了種類繁多的文字磚、紋飾磚、瓦、陶器、青瓷器、金屬器以及錢幣等遺物,涉及孫吳、東晉、南朝等多個時代。唐志契,晚明山水畫家、理論家,其畫用筆清遠,有元人風韻。他的山水畫被視為摹古一派,風格并不特出。他在畫的地位和影響主要來自所著《繪事微言》一書。此書分為四卷,卷為唐氏自撰,內容涉及畫理、畫法、評賞等,見解獨到:他重新闡釋山水畫語境中的"氣韻生動";提出繼承傳統應"師其意而不師其跡";畫山水要"看真山水","傳神者必以形";強調以"寫"來獲得"山林逸趣",山水的趣致在"寫草書行書"之間,具有"留影"、"寫意"等特點;在用筆上,指出"寫畫亦不必寫到";首次提出繪畫中的"意境"一說,在畫論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盡管強調山水應寫其性情,仍然注重"明理"的重要性,并對其時流派之弊作理性分析。本文擬通過以上內容來探討唐志契在山水畫的貢獻。
日本彌生時代中后期、古墳時代前期的墓葬中,經常出土大批量、大尺寸的或人在日本制作的銅鏡,通過對青島平度一座西漢中期墓葬的探討,可知日本古代這一喪葬禮俗,應來源于黃河流域以洛陽為中心的中華銅鏡文化。河南省鄭州市考古出土大量東周陶文"亳"與當地出土商代刻辭,《續漢書》記滎陽薄亭聯成乇——亳——薄地名傳承鏈,限定今鄭州市區在商至漢代屬亳地。鄭州市內發現的東周城址因曾屬鄭地又有成批"亳"字伴出,即《左氏春秋經》襄公十一年及杜預注所記鄭地亳城。邾國故城遺址位于山東鄒城市嶧山鎮紀王城村周圍,是東周時期邾國的都城和秦漢至兩晉時期的鄒縣(騶縣)縣治,作為都城和縣城使用的時間長達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東大史文化學院等對該遺址進行發掘時,在一眼西漢水井(J3)內出土了8件新莽時期的銅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權4件、詔版2件和貨版1件。每件銅器都有銘文,顯示可能鑄造于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銘文內容與文獻記載的新莽改制有關。為了充分論證這批銅器的學術價值,山東大史文化學院和文化遺產研究院在9月2日舉辦了專家座談會,與會學者對這批銅器的銘文內容、制作與使用情況,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歷史評價和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專家們一致認為,這批新莽銅器是迄今為止首次經過科學發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發現數量和種類Zui多的漢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較完好,銘文字數多,透露的歷史信息豐富而重要,為研究西漢末年王莽代漢并實行貨幣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歷史事件,以及我國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都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另外,這批銅器出自邾國故城遺址的宮殿區"皇臺"之上,證明"皇臺"范圍內應存在漢代官署區,這對研究遺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義,也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線索。在此次專家座談會成果的基礎上,本刊約請與會學者對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進一步加以研究,從不同角度闡釋其重要的學術價值。現將初步的研究收獲予以發表,希望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也期待相關研究的繼續深入。關防作為印信的一種,Zui早出現于明代,清代主要頒給臨時設置的官員作臨時性官印。國家博物館藏有一枚"京師大學堂總監督關防",為197年上任的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劉廷琛所使用。本文以這枚藏印為線索,梳理了京師大學堂在1898年至1912經辦的14年中,四次請領大學堂"關防"的過程,還原了京師大學堂從草創階段具有濃厚封建特色的舊式書院,經過幾任大學堂負責人的苦心經營,逐步發展成為一所初具規模并具有近代意義的綜合性大學的歷史。同時指出,"京師大學堂總監督關防"從木質改為銅質,這一變化反映了清在Zui后十幾年社會危機的時刻,對新式學堂應勢而變的態度和逐漸重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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