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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水中上游地區南朝系大型磚室墓及河北、山西出土的東魏、北齊大型磚砌單室壁畫墓的墓室中，出土一種戴尖角帽的胡人畫像磚或俑?，F有證據表明此類文物在墓室中的含義，與古時方相氏于大喪時開路驅邪鎮墓的作用有關。據南朝梁宗懔《荊楚歲時記》中臘日村人戴胡頭逐疫的記載，可知用胡人代替方相氏為南朝荊楚風俗。在1957年出土的河南鄧縣學莊南朝系畫像磚墓中，胡人畫像磚與墓室儀仗畫像磚、儀仗俑，共同構成一個墓葬鹵簿體系。此類墓葬鹵簿體系形成于以襄陽為中心的漢水中上游地區南朝系墓葬中。已公布的材料中，以鄧縣學莊畫像磚墓的鹵簿體系較典型，它對東魏、北齊大型磚砌單室壁畫墓中墓道儀仗壁畫與墓室儀仗俑共同組成的鹵簿體系，產生了影響。襄陽之所以產生此類墓葬鹵簿體系并向北朝傳播，可能與其在南朝特別是蕭梁時期成為一大文化中心有關。山西絳縣橫水、翼城大河口兩處周代墓地為近年商周考古的重大發現，學術界對其性質認識尚不一致。文章從考古角度出發，結合出土文獻與歷史文獻，分別從兩處墓地的文化特征、存在時間及所處地域等方面，對其性質進行了深入探討。作者認為，這兩處墓地應隸屬于晉國的"懷姓九宗"中的兩宗，其墓主在商末與商王朝關系密切，周滅商后被周王賜予叔虞，目的是更好地對其進行管理。及至春秋初年，其在晉國嫡庶之爭中力助嫡系，后為庶系所滅。9年秋在安徽省池州市貴池區銅山牌發掘的冶煉遺址，發現了煉爐、灶、半地穴房址、灰坑等遺跡，以及大量煉渣堆積和陶、瓷器殘片，是皖南地區首次發掘的唐代冶銅遺址，為研究該地區唐代冶銅業提供了實物資料。96年初，扶風縣徐家河村發現西周墓葬群，出土文物18件。本文對徐家河出土文物進行了簡要介紹。這批文物的出土為我們進一步了解周原遺址的范圍、遺址分布情況提供了重要信息，同時也為研究西周、車馬器、生產工具的發展演變過程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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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墓葬中出土有一種陀羅尼經咒，它往往以特殊的佩戴方式與死者伴出。通過對考古出土的這類材料進行綜合研究，認為其與唐宋時期持明密教在中土的流行有關，同時也與傳統文化中的咒術、避邪等方術相互結合，形成唐宋之際民間信仰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6年，在本溪縣新城子村發掘了16座蓋石石棺墓。墓室均以石塊或石板壘砌，墓頂蓋石為整塊大石板。墓中未見人骨，僅1座出有人牙。各墓隨葬品均較少，種類有陶壺、罐及石斧、鏟、紡輪等。這類墓葬屬于廣義的"石棚"類遺存，年代大體為西周晚期至春秋時期。同類遺存廣泛分布于遼東北部地區。6～27年，對新疆巴里坤縣東黑溝遺址進行發掘，清理石筑高臺1座、石圍居址4座、墓葬12座。高臺的主要遺跡為2個使用面。墓葬均有圓形石封堆，有的有人牲和殉牲。出土陶、石、骨、銅質遺物和金銀飾品等。墓葬年代約為西漢前期。東黑溝遺址的發掘，對游牧文化聚落遺址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6年對灰嘴遺址進行第四次發掘。發掘情況顯示，該遺址在仰韶文化時期生產石器的規模很小，原料多是采自附近瀏澗河的河卵石，這與龍山和二里頭文化時期主要用采自嵩山的鮞狀白云巖、以生產石鏟為目的的專業石器加工業形成鮮明對比，表明后兩者的社會形態可能發生了某種不同于仰韶時代的變化。商周家族墓地出土的復合族徽銅器種類甚多，主要有食器之鼎、簋、甗、鬲，酒器之爵、觚、卣、觶、斝、瓿、尊、彝、壺、罍，水器之盉、盤，樂器之鐃，之鉞、戈等。這些銅器幾乎涉及青銅器各類別，其在同一墓葬中常常與單一族徽銅器的種類不同，而鑄造則顯得比同墓所出單一族徽銅器的形體小、器壁薄、重量輕。復合族徽銅器見于同一墓葬，往往有主次之別：有些可能是墓主的子女及其配偶所鑄造，有些可能是墓主的親朋好友所贈送。商周家族墓地出土的復合族徽銅器共有17種組合，有關墓葬可劃分為四個等級，能夠確定墓主生前絕大多數都是中小貴族，而隨葬復合族徽銅器主要取決于其能否與其它銅器配成一套或一組禮器，并不在于體現其族氏屬性。這些情況表明，復合族徽可能不代表族氏組織，而僅僅是族氏關系，即為同族分化、不同族氏聯姻或聯盟關系的表示。清代河南巡撫李鶴年撰《朱仙鎮新河記碑》對于研究明清賈魯河水運具有重要價值。該碑不僅記載了明清賈魯河上游、下游的水系構成狀況和河道變遷，而且為我們進一步認識明清時期賈魯河水運的歷史價值提供了珍貴資料。由《朱仙鎮新河記碑》記載可知明清賈魯河水運不僅承擔了中原地區與東南沿海的水上聯系，而且在戰國鴻溝水系、隋唐通濟渠、宋代汴河淤塞失去水運功能后，再一次承擔了溝通黃河、淮河兩大水系的歷史重任。23年12月3日，康有為游覽三門峽，書寫了《題三門》詩后，還題寫了"砥柱"二字。抒發他渴望疏通黃河天塹，學習西方，振興中華，變法改革的情懷。

時期西方博物館知識在得到進一步傳播，留學出身的考古學者李濟參與早期博物館知識傳播的同時，積極從事早期博物館的創建活動，打破了本土古物私家收藏的傳統，積極宣揚古物公有公藏的博物館思想，對其后博物館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從1899年赴日留學到1921年去世，藍天蔚曾四次遠赴日本。他在日本留學多年，與日本有著不解之緣。他不僅稔熟日語，也了解日本的風俗習慣。他結交了許多日本師友，其軍事思想及主張也深受日本人影響。作為同盟會元老之一，他在日本期間為宣傳作出了巨大貢獻。他雖然日本師友眾多，但痛恨日本劫奪，具有強烈的排日思想。他在辛亥起事及1912年初北伐期間，既受到部分日本友人的支持幫助，同時也受到日本的粗涉與掣肘。他與日本的關系，可以說，有學習借鑒提高、有聯合協作支持、有排斥提防斗爭，也有忍讓妥協無奈。12年1月，北洋設立了古物保存所。古物保存所并非古物陳列所的前身，其位置在先農壇太歲殿，1913年元旦首次開放并進行了展覽。14年初，古物保存所更名為"禮器保存所"，但地址仍在先農壇內，先直屬于內務部禮俗司，再先后改隸民治司和典禮司，1916年劃歸禮俗司，并恢復了"古物保存所"的舊稱。在其后政局動蕩的歲月中，古物保存所先后劃歸先農壇公園事務管理所、內務部壇廟管理處管理。遭裁撤后，古物保存所的職能并入后來的北平市管理壇廟事務所。古物保存所從設立到裁撤，與古物陳列所始終是兩個獨立機構，雖在業務上有過交流，但絕非古物陳列所的前身。明確此點，對于近代文物保護事業的研究有一定意義。西方藝術思想在的傳播是從戰爭以后開始的。至1919年的五四運動，美術界發生了一場重大變革。從新美學思想的興起到美術院校的創立與發展，時期的美術從理論到實踐都發生了飛躍發展。在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啟導下，林風眠成為現代美術教育和現代繪畫的奠基人；作為文學家和思想家的魯迅在美術教育中也做出過杰出的貢獻，成為現代版畫的奠基人。魯迅與林風眠曾有三次交集，本文考察并論述他們在同一時代個人關系的交集，以及在美術中分別所起的作用，并比較二人在美術思想上的異同。

自27年開始，國家博物館等單位在周家莊遺址開展了連續多年的考古發掘工作，旨在探索龍山期遺存，為研究早期國家起源等問題提供實物資料。除獲取大量龍山遺存外，還發現了一些其他時期的遺跡與遺物，本文主要介紹27—213年在周家莊遺址發現的周代遺存。周代遺跡大都為居址堆積，包括房址、灰坑等；另有少量甕棺葬。依時代不同，可將周代遺存分為西周、東周兩個時期。西周遺存的數量較少，僅見少量灰坑，另在一些地層中發現少量西周陶片。但西周遺存的內涵較豐富。據初步分析，可知其包含商、周兩類因素，為探索商周關系等學術問題提供了資料；東周遺存的種類相對豐富，文化面貌也比較清楚，時代約當春戰之交，屬典型的晉文化遺存。主室東壁窟門上方繪獨立的供養人像是敦煌吐蕃、張氏歸義軍時期特有的現象。本文以敦煌吐蕃時期的紀年窟陰嘉政窟(莫高窟第231窟)窟門上方《陰嘉政父母供養像》為基礎，從佛事儀軌、吐蕃習俗兩方面分析了吐蕃時期窟主父母供養像呈執爐胡跪之姿的原因，結合現存邈真圖像、文獻探討了窟主父母供養像與邈真之間的關系，并討論了此類圖像所體現的洞窟祀祖的功能。1年11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對興縣劉家峁遺址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劉家峁遺址包含有仰韶晚期和東周時期的文化遺存。仰韶文化晚期遺存的發現，填補了晉西北新石器時代遺存文化譜系的缺環，有利于加深對史前時期晉、陜、蒙間文化傳播、交流通道的認識和了解；東周遺存的發現對于進一步了解晉文化的分布范圍及其影響有重要意義。通過對唐代盧正容墓志研究，考證了盧正容的家世和譜牒，補充和糾正了史書對唐代盧氏家族的記載。與墓志同時出土的一套線刻墓門，雕刻生動逼真、線條流暢，反映了唐代石雕線刻藝術的水平和成就。世紀上半期是考古學的初創期，對這段學術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本文就歷史各個階段，對于時期考古學史研究的主要人物、作品和觀點作了系統的評述，其中特別提到當前臺灣和海外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除了對過去研究成果的總結之外，本文還反映了學術史本身隨時代和環境變遷的清晰過程。祝辭是古人通過祝禱行為，向神靈表達意愿時吟誦的祈愿辭章，目的為祈福消災來滿足自己的需求與愿望。以往對祝辭的研究多集中于文體及其演變的過程，近年來學者逐漸關注祝辭的使用者祝官以及對祝辭內容反映的歷史內涵進行考察。《清華簡·祝辭》分別記載"恐溺"、"救火"、"射箭"三段祝辭。"恐溺"祝辭通過祝禱行為與咒語，表達祝禱者恐懼溺水進而希望通過祝禱而獲得平安之情，朗朗上口，為有韻之文。"救火"祝辭為救火時祝禱者所用之詞，通過祝禱表達滅火意愿，反映人類戰勝災害的強烈心態。三段簡短的"射箭"祝辭為先秦時期射箭過程中，射者為祈禱射中而使用之文辭。祝辭內容豐富，文辭淺顯，所記載的射侯有的可與傳世文獻對應，有的則為新見。分析祝辭內容以及弓與射侯的對應關系，此段材料反映的是先秦時期"主皮之射"，故而史料價值極高。金冊是明代分封制度的重要憑證，是受冊封人的身份象征。本文通過對有關金冊文獻的梳理，并結合出土實物，對金冊造辦、使用及存放等相關問題進行了討論。明朝統治者依據宗室身份等級不同，冊封時分別授予金冊和銀冊。金冊由內府銀作局造辦，翰林院撰文，中書科書寫。用金初由銀作局向內承運庫支取，后由戶部收買。諸王冊封以授予冊寶為核心，制定了一套隆重的儀式。初封諸王的冊封儀式在京師舉行，襲封諸王的儀式由朝廷派遣使臣至各藩府舉行。冊封時間嘉靖三十二年之前無定制，之后大多安排在四月。冊封儀式結束后，金冊即存留于王府。金冊用于隨葬，僅見于明代早期，應屬個案。金冊尺寸有嚴格的規制，明初已定長"一尺二寸"之制，并為以后歷朝所遵守，可作為出土封冊實物定名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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