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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遺址公園是基于考古遺址本體及其環境的保護與展示，融合教育、科研、游覽、休閑等多項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間。實踐證明，考古遺址公園是一種切實有效的大型考古遺址保護和利用模式，改善了當地民眾的生活條件，美化了城市環境，增強了民眾的自豪感，提高了城市文化品味。當前，我國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方興未艾，在保護、利用、管理過程中還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應樹立科學發展理念，重視揭示文化遺產價值，實現遺址整體保護；重視考古學科發展和公共考古知識普及，整合文化遺產資源；重視創新保護展示理念，突出城市文化特色，形成優美生態環境；重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改善民眾現實生活，積極動員社會各界參與，努力尋找適合我國國情和現實需要的大遺址考古、研究、保護、展示、利用手段，探索可持續發展的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模式。由花東甲骨文和作冊般黿銘文的記載可知，射牲禮起源不晚于商代中晚期，Zui初其舉行的地點通常在自然形成的河流沼澤等水邊，射牲結束后多伴隨有祭祀活動。之后射牲禮逐漸發展完善，由麥尊和伯唐父鼎等青銅器銘文記載可以推定，至晚到西周早期，天子在辟雍乘舟射牲的儀式已明顯區別于習射及以"擇士"為目的的大射，其不僅與祭祀相關，且已具有象征天子親自射獵以"示親殺"的特點。

"石渠"之稱，來源于漢初蕭何在未央殿北建造石渠閣，收藏入關所得的秦代圖籍。而《石渠寶笈》是清內府書畫收藏的著錄，是對宮廷書畫收藏的系統整理和信息登載。《石渠寶笈》初續三編的編錄過程，也是鑒定整理的過程。編纂者的工作包括辨別真偽，進行篩選、著錄和考證。對決定入錄者，記其尺寸、本地、書體、畫法、內容、題跋、印章等信息，還要考訂作者、相關人物、流傳過程，以按語形式標出。因此也可以說，此書還是參與整理編纂者治學能力集大成的體現。人們渴望出版圖文并茂的《石渠寶笈》，在于這種影印著錄原文與彩色圖像的全信息對照，不僅將滿足創作、鑒定、收藏、欣賞、學習、借鑒的需要，而且為研究故宮舊藏書畫在流傳中發生的變化提供了方便，也會為書畫藝術史的研究——無論在架起語言與圖像的橋梁上，還是解釋造假背景的手段上，都因系統資料的推出而發現引人思索的問題。繪制于莫高窟唐代觀音畫像中的凈瓶，數量龐大，造型多樣，有著明顯的地域和時代特點。本文通過大量取樣、分類，以及與文獻和出土實物相互印證，深入分析了莫高窟唐代觀音畫像中凈瓶造型的發展、變化及成因。得出結論：凈瓶造型主要分無蓋、有蓋、圓盤小頸和罐四大類，每一類中又有多種型、式；凈瓶造型與文獻記載和出土實物之間既有一致性，又保持了自身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凈瓶造型除受印度早期凈瓶造型和佛典描述的凈瓶造型影響外，還受到唐代瓷器、金銀器以及薩珊、粟特、拜占庭、吐蕃等地金銀器的影響，充分體現了多元文化環境下中外工藝美術的發展、交流，及其在佛教美術中的反映情況。在磨溝齊家文化墓地共發掘墓葬346座，以豎穴偏室墓居多，也有部分豎穴土坑墓。豎穴土坑墓多為單人葬。豎穴偏室墓以單偏室居多，多為合葬，也有少量單人葬。隨葬品多為陶器，還有部分工具和裝飾品，隨葬陶器明顯可分為兩組。此墓地的發掘，為齊家文化及其埋葬習俗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新資料。89～199年，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在殷墟孝民屯東南地發掘了132座晚商墓葬。這批墓葬以小型墓為主，具有"成片分布"的特點。大部分墓葬出土隨葬品，墓葬時代為殷墟文化第四期。這批墓葬的發掘，是了解孝民屯村及其附近商代遺存不可缺少的資料。7年，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在殷墟范家莊東北地發掘了兩座商代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出土遺物有銅器、玉器、陶器、骨器、蚌器和貝等。其中M3的年代屬殷墟文化第三期，M4為第二期偏晚階段。M4內隨葬品的擺放及兩套陶觚、爵的出現，均對分析殷墟時期墓葬提供了新的資料。3年對銀梭島遺址的發掘，確認該遺址為典型的貝丘遺址，發現的遺跡有房址、灰坑、火塘、石墻、木樁等，出土有陶器、石器、銅器等。根據地層堆積和出土遺物等將遺址分為四期，年代分別為云南新石器時代的中晚期、青銅時代的早期和青銅時代中晚期。該遺址的發掘建立了蒼洱地區考古學文化年代序列。3～24年，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在殷墟小屯西地發掘了一座帶兩條墓道的大墓M1。墓室為長方形豎穴土坑，隨葬品有陶器、銅器、漆器、玉器、石器、骨器、牙器和蚌器等。M1的時代為殷墟第四期偏晚階段。M1的發掘，為進一步探討小屯宮殿宗廟區及其附近區域的布局提供了重要的資料。6年，在偃師市吳家灣村發掘了一座東漢晚期墓葬。墓上的圓形封土已被夷平，有長斜坡墓道，為橫列前堂式的小磚券頂多室墓。隨葬品包括陶、銅、鐵、石器等。此墓位于洛南東漢陵區陪葬墓群的邊緣，它的發掘對認識東漢帝陵的布局、范圍，以及陪葬墓的等級和墓主人身份等，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4年4月，徐州博物館對江蘇徐州市區西北大孤山北麓的大孤山二號漢墓進行發掘。該墓為石坑豎穴洞室墓，豎穴底部有一地位稍低的合葬者，洞室位于豎穴西側，內葬二人。隨葬品較豐富，有陶器、銅器、漆器、玉器、鐵器、龜鈕玉印和銅印等。大孤山二號漢墓的時代應為西漢中期，墓主應為級別較高的官吏。6年和28年對遼寧長海縣小珠山遺址進行了發掘，發掘面積22余平方米，發現8座房址、1個灰坑、1座野外灶址和數十個柱洞。出土遺物以石器、陶器和骨器為主。小珠山遺址可分為五期，其中陶器演變特征Zui為明顯。該遺址的發掘，為進一步研究遼東半島新石器時代文化內涵提供了新資料。

呂師孟是南宋晚期的"呂氏軍事集團"的成員之一。身為被文天祥點名斥責過的南宋降臣，呂氏家族入元后的處境頗為尷尬，傳世文獻中的資料甚少。年出土于蘇州的呂師孟墓志銘，完整記載了墓主的生平、宦跡及姻親狀況及其入元以后的發展軌跡，可補傳世文獻之不足。墓志銘顯示，呂師孟為呂文福而非呂文德之子。入元以后，呂師孟除了與南方故交繼續交往外，還與北方的大官僚和士人建立起新的關系。呂氏在文天祥的文集和墓志銘中的形象迥異，蓋由文獻性質和作者立場所決定。同時，該墓志銘記載了南宋駙馬楊鎮的家庭信息，亦不見于傳世文獻。墓志作者為宋元之際的詩人方回。該文不見于方回的傳世文集，《全元文》也未曾收錄，是一篇珍貴的佚文，也是研究方回交游狀況的重要資料。本文考察山西南部村社內的民用炊事、金屬冶鑄和夯土筑造等活動，以現代工藝為線索，參考相關考古發現，探討古今工藝技術之間的文化聯系與變化軌跡。這些民間工藝技術在當地人們日常生活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對比它們與古代工藝技術之間的異同，有助于推進和加深對于古代社會生活的認知。本文通過對河南舞鋼、西平地區冶鐵遺址群的田野調查和采集遺物的實驗室分析，證明戰國秦漢時期該地區已經形成了完整的以生鐵冶煉為基礎的鋼鐵生產體系。此外，本文對該遺址群的煉爐構造、鼓風方式，以及冶煉過程使用的礦石、助燃劑和燃料等技術環節進行了分析，并在整個時代背景下討論了生鐵冶煉工業體系對于社會和環境的影響。康百萬莊園位于河南省鞏義市康店鎮，是知名的封建地主莊園，富含深厚的歷史與文化，建筑風格獨特。第二野戰軍女子大學(簡稱女大)總校曾選址于此，其第五四分校也都距莊園不遠，分別駐鞏義縣城、鞏義孝義鎮、新鄭市趙家寨、偃師縣城。世紀初，洛陽出土波斯景教徒阿羅憾墓志，為唐代絲綢之路考古提供了重要資料。然而，阿羅憾出使目的地"拂菻"在什么地方，目前學界尚未形成統一意見。據中亞考古新發現，我們認為，顯慶三年五月左驍衛長史王玄策率使團出訪吐火羅國，以王玄策為大使，以王名遠和董寄生為"置州縣使"。他們取道沙漠之路，途經七河流域粟特城邦、興都庫什山北麓吐火羅國，然后從小勃律進入吐蕃國。不過，阿羅憾在中亞所立唐碑，并非有些研究者認為的王名遠在"吐火羅國"所立唐碑。有學者將此碑與趙明誠《金石錄》所記唐高宗撰《唐紀功碑》相聯系，亦不足為信。顯慶二年十二月，唐高宗詔令在西突厥本土設置昆陵都護府和濛池都護府，但遲至顯慶四年三月，昆陵都護阿史那彌射在雙河(今哈薩克斯坦南境)誅殺真珠葉護后，唐朝才得以在西突厥五弩失畢部落設置濛池都護府。阿羅憾或為七河流域景教區大主教，故顯慶三年光祿卿盧承慶將他召回長安，翌年隨盧承慶前往碎葉川設置濛池都護府。顯慶四年盧承慶在碎葉城(今阿克貝希姆古城)設碎葉州，以當地粟特人安車鼻施為碎葉州刺史，后來碎葉州升格為安西四鎮之一。濛池都護府與碎葉州(后來的碎葉鎮)不在同一治所。濛池都護府治所在碎葉城東南8公里裴羅將軍城，今稱"布拉納古城"。近年該古城出土唐碑的碑額，當即阿羅憾出使西域所立。阿羅憾立碑地點之"拂菻"，以及裴羅將軍城今名Burana(布拉納)，皆源于粟特語城名βwr’n’。據墓志記載，阿羅憾在裴羅將軍城封疆立碑當為唐高宗御碑。河南省鶴壁市淇濱區大賚店村東北有一方唐代墓碑，形制巨大厚重，碑首雕有精致的蟠龍、佛像等，碑座為雕工樸拙、莊嚴威儀的赑屃，碑文記載了墓主人平真客生平、家族傳承、為官經歷、改窆立碑等內容。但由于歷史年代較遠，加之后來保護不善，碑文從清朝后期已經漫漶不清。本文查閱現存文獻史料，并結合前人研究成果，對碑文內容進行了還原整理，對平真客的生平及歷仕情況、譜系與家世進行了比較清晰的梳理，對立碑時間與碑文作者進行了謹慎客觀的推斷，對涉及到的劉允濟、盧赤松、盧世矩、裴玄本等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探究，力圖找出相關的歷史信息。從目前研究結果看，碑文內容既可與現存史料相互印證，又可補史之闕，具有較高的歷史文化價值，可以稱得上是一件集歷史、書法、藝術于一身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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