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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于山東博物館的李璧墓志不僅是書法愛好者臨寫魏碑的范本，其志銘還是我們研究南北朝歷史的重要文獻資料。本文通過對李璧家族世系及其婚姻狀況的分析，認為李氏或為鮮卑族，通過與中原漢族大姓聯姻而日益漢化，是北魏時期北方民族大遷徙和各民族融合的一個典型實證。同時，通過考證志文所載北魏孝文帝向南齊借書一事，證實了搜集儒家典籍、吸收漢族文化，是北魏統治者漢化政策的一項重要措施，也是南北文化逐步融合的關鍵所在。在次可移動文物普查過程中，國家博物館圖書館文物庫房發現線裝日記手稿《東游瑣記》一冊。此日記未注明寫作年份，記錄日期從八月二十日起，至十一月十二日止。日記記錄了作者從家鄉成都出發東渡日本求學的事宜，涉及留學的準備過程、航行路線、途中見聞、交往的人物以及到達日本后購置的書籍書目與食宿、學費、買書購衣的花銷等內容。通過對《東游瑣記》內容與作者背景、反映的人物關系、行文風格與筆跡三方面考證，本文認為，《東游瑣記》作者正是晚清學者吳虞。吳虞，近代思想家、學者，早年留學日本，因五四時期猛烈抨擊舊禮教和儒家學說而產生較大影響。胡適稱他為"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洪澤湖大堤石刻圖是近年來文物保護中所發現，具有重要歷史和藝術價值的文物。通過考證和研究，本文認為這批石刻圖是以明清時期的吉祥諧音圖案為主體，在美術史和民俗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



春秋時期鮑子所作的銅器有新發現的鮑子鼎和國家博物館所藏的鮑子镈。鮑子鼎的作器者"鮑子"被認為是春秋晚期后段的鮑牧，銘文中的"子思"是子產之子國參，但從器形、紋飾和銘文看，它與齊侯器、夆叔器等有銘齊器的年代接近，鑄造于春秋中期后段或春秋晚期初；作器者可能是鮑莊子和鮑文子中的一位，不會是春秋晚期后段的鮑牧，"子思"也無證據證明是國參。鮑子镈的作器者自晚清以來一直被認為是" "，因而被稱為" 镈"，這實際是錯誤的，镈銘中的" "并非作器者之名，而是一個表"長久"之意的副詞；根據鮑子镈的器形、紋飾和銘文，可推測它也是春秋中期后段到春秋晚期初的產品，與鮑子鼎的年代比較接近；其作器者并非鮑叔牙的孫子，更可能是鮑莊子或鮑文子。鮑子鼎和鮑子镈的器主可能是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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