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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王墓地位于河南省焦作市溫縣北冷鄉蘇王村東,南水北調干渠從墓地穿過,干渠占壓墓地面積3萬平方米。6年6-11月,原洛陽市文物工作隊為配合南水北調中線重點工程建設,在此發掘了一批宋、明時期墓葬。宋代墓葬均為磚室墓,墓室分為長方形、方形、八角形。穹隆頂為疊澀砌法,分圓形頂和覆斗形頂兩種。明代墓葬從其排列位置和墓向看,多為家族墓地。分為磚券單室墓、豎穴墓道洞室墓及土坑豎穴墓,皆坐北朝南。墓地總體呈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特點,墓葬分布于南北長2余米的范圍內,少數為單獨埋葬,大部分為3-5座或幾十座集中埋葬。雖然出土遺物不甚豐富,但是不同的墓葬形制、葬俗較有特色。缶方是商代甲骨卜辭所載重要的方國,缶方之缶與匋古為一字。缶方(匋地)不在今晉南的永濟,而應在汾水中游的今文水縣西南1公里的平陶故城一帶。卜辭中與缶方聯系緊密的基方,則位于今晉中市太谷縣東1公里。15年5月鞏義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鞏義市東區發掘24座墓葬,其中M234根據出土墓志記載為唐代大和六年司馬進夫婦合葬墓,墓中出土碾、爐、鍑、盂、執壺、茶盤、盞等,這些器物大部分都能在唐代陸羽所著的《茶經》記載中找到原型。此次發掘出土的茶具系列,為國內首次出土時代明確的組合茶器,較為地反映了唐代茶文化中從碾茶、煮茶、分茶到飲茶的過程,為研究唐代茶文化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有律文"御史丞相相國長史秩各千石",有學者將其理解為"御史,丞相長史以及相國長史的祿秩是一千石",本文認為正確的理解應該是"御史長史,丞相長史以及相國長史的祿秩是一千石"。8年,在洛陽市洛南新區發掘兩座西晉時期墓葬。兩座墓分別為單室土洞墓和雙室磚券墓,出土有陶器、青瓷器及銅器等。其墓葬形制和隨葬品體現了明顯的時代特征,而墓中出土部分青瓷有南方瓷器特點,體現了當時南方器物向北方傳播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11年,武昌起義掀起了辛亥的高潮,Zui終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統治2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歷個資產階級共和。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基本陳列中展出了清帝退位詔書、清朝傳位玉璽及清朝的龍旗等一組具有特殊意義的典型文物,共同見證著1年前發生的歷史性巨變。本文擬結合歷史背景對這一組文物的內涵、影響及流傳經過等進行分析。9年,在洛陽市洛南新區廣利街發掘45座唐宋時期墓葬,大多數被盜嚴重。其中,唐代土洞墓C7M395保存完整,出土較多三彩器,為研究洛陽地區盛唐墓葬提供了實物資料。關于殷墟文化的分期,學術界長期存在鄒衡先生和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所各自建立的兩個體系,它們均經歷了一個不斷細化、調整的過程。一般認為這兩者總體上是一致的,但對于其中的一些差異也不應忽視。本文在回顧這兩個分期體系形成過程的基礎上,指出它們對殷墟文化期的歸屬以及一些典型單位的年代判斷上存在差異,而其中的一些差異又造成了它們對西北崗王陵區內14、1215號等大墓及宮廟區內乙乙十一前期、乙十二等建筑基址年代的不同認識。在兩者的研究方法和結論基本一致的認識下考察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或可歸結為傳統年代學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資料積累的階段性、早期田野發掘技術的不足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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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關外遺存是夏商考古中的重要研究對象之一。由于發掘原因導致晚期地層中混入早期遺物,因此研究者在判斷該遺存的年代、屬性、來源時產生了諸多分歧,出現了五花八門的稱謂。這些分歧出現的原因除了與發掘資料的解讀不同外,還受制于研究者對商文化和先商文化如何界定、商文化來源于哪里、夏商如何分界和夏、商文化是否同源等問題的認知差異。分歧也暴露出考古學概念使用中的混亂和考古學基本方法與理論存在的局限性。研究者在考古發掘中應嚴格遵守操作規程,闡釋過程中盡可能遵守表述規范,并結合更多的科學手段進行理論創新,以突破研究因素復雜考古學對象時所面臨的囧境。本文通過對國家博物館藏傳世明人《抗倭圖卷》的解讀,以及與現藏日本的《倭寇圖卷》的對比研究,探討了兩幅畫作的創作背景、內涵及相互關系。論述了明人《抗倭圖卷》為張經所畫,表現的是王江涇戰役這一歷史事件,是一幅寫實的歷史題材繪畫作品。關于墓主的研究一直都是漢代諸侯王陵墓研究的重要課題。受限于材料,有關漢代長沙國王陵的墓主研究相對薄弱,墓主信息很難與傳世文獻相印證。以風盤嶺漢墓為例,發掘者初步判斷其墓主可能是西漢早中期長沙國某代國王或王后,結論略顯寬泛。本文通過對風盤嶺漢墓出土陶鼎、泥錢和銅鏡進行比對分析,在發掘簡報的基礎上,進一步推斷墓葬年代為文景之際至武帝前期。繼而通過排除法對歷史文獻記載的同時期長沙國國王或王后展開分析,進一步判斷風盤嶺漢墓墓主以長沙戴王王后的可能性。本文還梳理了目前為止漢代長沙國王侯一級高等級墓葬在漢代臨湘城周邊的空間分布情況,初步認為吳氏長沙國王(后)陵主要圍繞岳麓山周圍分布,而劉氏長沙國王(后)陵主要圍繞谷山周圍分布。
唐章懷墓墓道東壁《客使圖》壁畫中戴鳥羽冠使者的身份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然而基于不同視角和理論范式下的高句麗說或新羅說均有理論指導意義。在唐高宗時期的朝鮮半島地緣構筑和唐羅關系的大背景下,筆者以章懷生活年代和陪葬乾陵的建造時間為大框架,以這一時期唐代皇室爭權斗爭為參照,分析其生活中關系密切的人物與重要事件,探析他參與唐羅事務的可能性及途徑;同時比對這一時期新羅與唐朝關系的動向,梳理入唐新羅使者的情況及活動軌跡,再與現存遺跡遺物進行交叉比對。認為與章懷關系密切的人中,尚書左仆射兼賓客劉仁軌和新羅使者金仁問對唐高宗和章懷的朝鮮半島策略頗有影響,由此提出戴鳥羽冠使者可能來自新羅皇室,還可能與多次往返唐羅之間、長期居于唐朝、對唐羅關系產生重要影響的金仁問有某種關聯。在東周時期齊國出土文獻中,有一些用來紀月的月名,這些月名無疑有重要的文獻價值,歷來受到學術界高度重視。但是,其相關研究成果還缺乏系統整理,而且其文字釋讀也有繼續探討空間。文字考釋是探究齊月名的基礎工作,本文對齊月名中的四個月名作了初步考釋。陳逆簠的月名原釋"正月",應該釋為"屯月",讀為"春月";是立事歲戈原釋" "之字,應該釋為" 月"合文,亦即陳純釜的" 月",可讀為"酨月";公子土斧壺的月名原釋"飯者月",應該釋為"飯香月";陳喜壺有爭議的月名應該釋為" 月"。其中,"春月"見于《詩經》,其余三個月名則不見于傳世文獻。從字面意思看,"酨月"或許是一個與釀酒或飲酒有關的月份;"飯香月"是指飯香引發食欲的月份," 月"是指懶 不樂進食的月份。齊人用"冰月"、"禝月"、"春月"、"飯香月"、"酨月"、" 月"等作為月名,反映了其語言詞匯通俗質樸的特點。12年1至6月,筆者對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考古學與人類學博物館藏文物做了較為深入的調查。本文闡述了該館文物的收藏狀況、研究現狀、特點及價值。
戈體援與胡夾角之大小直接關系到戈、戟的使用功效,其變化是戈、戟形制演變的一個重要方面。《考工記》指出了援與胡夾角過大或過小對戈、戟功能的危害,并提出"倨句外博"的技術要求。本文運用力學分析的方法,對"戈體已倨已句二病"進行闡述,并對已有注釋進行分析?!犊脊び洝?戈體已倨已句"是指戈的兩種功用對其形制的要求。也是對青銅戈、戟形制演變規律的技術總結。5年,洛陽市文物工作隊在關林皂角樹村發掘一座晚唐時期墓,出土了一批精陶瓷器、銅器等。其中的一件三彩爐為同時期墓所不多見。目前學者一般將中商文化分為三期,但其中尚有一定的年代缺環。據鄭州、河北、安陽三地的中商期典型遺址,我們研究提出了新的四期分法,同時對中商分期與都邑、王年的對應關系開展了初步探討。大甸山墓地212年共發掘墓葬198座,形制有豎穴土坑墓、土洞墓和甕棺墓。土坑墓為云南地區青銅時代常見,而土洞墓則是首次發現。出土遺物以青銅器為大宗,彎刀、矛、釧、鉞、劍Zui多。土坑墓年代大致在戰國中晚期至西漢晚期,可能與西北地區的氐羌文化有關。土洞墓年代大致為春秋晚期至戰國晚期,或為古哀牢遺存。12年,馬鬃山玉礦遺址地點發掘了灰坑、房址、石臺基等遺跡。屬于漢文化與騸馬文化的兩類陶片并存,發掘區遺存的年代初步推定為戰國至漢代。本次發掘的為選料作坊區,半地穴房址大多應為作坊。作為包含防御區、采礦區、選料作坊區等的早期玉礦遺址,馬鬃山遺址直觀展示了當時的礦區聚落形態。故宮中所藏多福硯為清乾隆帝御用硯,其制作者及年代素有爭議。今考硯上刻有"白?緣人"楷書四言銘贊,據上海博物館藏明人《長白仙蹤圖》所繪張延登遇仙兔故事,可證"白?緣人"乃明人張延登別號,而此硯應是清王士禛《池北偶談》所載之張氏"蟙—硯"。又硯銘上出現的"平州",據孔尚任《觀多福硯》詩,系清初巡撫張勄之號,其人系多福硯第二代藏主。綜考知此石硯,乃明末張延登用游泰山時獲于汶水中的蝙蝠石(即三葉蟲化石)所制,取其諧音,名之"多福硯",又名"蟙?硯",復以"白?緣人"之號撰"太山所鍾"銘文,鐫之硯上。延登卒后,硯石遞藏于其子張萬斛處,后鄒平張氏遭家難,萬斛陷獄,硯入官府,輾轉為出任山東按察使之張勄所得。張勄嘗招摯友孔尚任飲于京宅日涉園中,出示此硯,孔有詠硯之詩。至雍乾間,硯由張勄后人進獻于內府,為乾隆帝所珍愛,一再題銘贊美,列乾清宮東暖閣漆匣薈藏之匣中五硯之一。9年1-12月,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在洛陽紅山鄉工業園區內發掘清理了唐代賈敦頤墓。該墓由斜坡墓道、過洞、天井、甬道、壁龕、墓室、耳室等幾部分構成,平面為"鏟"形。據墓志可知,墓主為唐洛州刺史賈敦頤,顯慶元年(656年)薨于位,同年與夫人房氏合葬于洛陽邙山。由于紀年明確,填補了以往洛陽地區發掘的唐墓中無早期紀年墓的空缺,也為唐墓分期斷代提供了確切尺度,墓中陶瓷器和各類陶俑等也為墓葬分期提供了可靠的類型學比較依據。賈敦頤在新與舊《唐書》中均有傳,但甚簡,而墓志洋洋上千言,詳細記載其先世之源、祖輩官職、本人履歷和事跡、生卒年及葬地,以及妻室、子嗣等,可補史載之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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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關外遺存是夏商考古中的重要研究對象之一。由于發掘原因導致晚期地層中混入早期遺物,因此研究者在判斷該遺存的年代、屬性、來源時產生了諸多分歧,出現了五花八門的稱謂。這些分歧出現的原因除了與發掘資料的解讀不同外,還受制于研究者對商文化和先商文化如何界定、商文化來源于哪里、夏商如何分界和夏、商文化是否同源等問題的認知差異。分歧也暴露出考古學概念使用中的混亂和考古學基本方法與理論存在的局限性。研究者在考古發掘中應嚴格遵守操作規程,闡釋過程中盡可能遵守表述規范,并結合更多的科學手段進行理論創新,以突破研究因素復雜考古學對象時所面臨的囧境。本文通過對國家博物館藏傳世明人《抗倭圖卷》的解讀,以及與現藏日本的《倭寇圖卷》的對比研究,探討了兩幅畫作的創作背景、內涵及相互關系。論述了明人《抗倭圖卷》為張經所畫,表現的是王江涇戰役這一歷史事件,是一幅寫實的歷史題材繪畫作品。關于墓主的研究一直都是漢代諸侯王陵墓研究的重要課題。受限于材料,有關漢代長沙國王陵的墓主研究相對薄弱,墓主信息很難與傳世文獻相印證。以風盤嶺漢墓為例,發掘者初步判斷其墓主可能是西漢早中期長沙國某代國王或王后,結論略顯寬泛。本文通過對風盤嶺漢墓出土陶鼎、泥錢和銅鏡進行比對分析,在發掘簡報的基礎上,進一步推斷墓葬年代為文景之際至武帝前期。繼而通過排除法對歷史文獻記載的同時期長沙國國王或王后展開分析,進一步判斷風盤嶺漢墓墓主以長沙戴王王后的可能性。本文還梳理了目前為止漢代長沙國王侯一級高等級墓葬在漢代臨湘城周邊的空間分布情況,初步認為吳氏長沙國王(后)陵主要圍繞岳麓山周圍分布,而劉氏長沙國王(后)陵主要圍繞谷山周圍分布。
唐章懷墓墓道東壁《客使圖》壁畫中戴鳥羽冠使者的身份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然而基于不同視角和理論范式下的高句麗說或新羅說均有理論指導意義。在唐高宗時期的朝鮮半島地緣構筑和唐羅關系的大背景下,筆者以章懷生活年代和陪葬乾陵的建造時間為大框架,以這一時期唐代皇室爭權斗爭為參照,分析其生活中關系密切的人物與重要事件,探析他參與唐羅事務的可能性及途徑;同時比對這一時期新羅與唐朝關系的動向,梳理入唐新羅使者的情況及活動軌跡,再與現存遺跡遺物進行交叉比對。認為與章懷關系密切的人中,尚書左仆射兼賓客劉仁軌和新羅使者金仁問對唐高宗和章懷的朝鮮半島策略頗有影響,由此提出戴鳥羽冠使者可能來自新羅皇室,還可能與多次往返唐羅之間、長期居于唐朝、對唐羅關系產生重要影響的金仁問有某種關聯。在東周時期齊國出土文獻中,有一些用來紀月的月名,這些月名無疑有重要的文獻價值,歷來受到學術界高度重視。但是,其相關研究成果還缺乏系統整理,而且其文字釋讀也有繼續探討空間。文字考釋是探究齊月名的基礎工作,本文對齊月名中的四個月名作了初步考釋。陳逆簠的月名原釋"正月",應該釋為"屯月",讀為"春月";是立事歲戈原釋" "之字,應該釋為" 月"合文,亦即陳純釜的" 月",可讀為"酨月";公子土斧壺的月名原釋"飯者月",應該釋為"飯香月";陳喜壺有爭議的月名應該釋為" 月"。其中,"春月"見于《詩經》,其余三個月名則不見于傳世文獻。從字面意思看,"酨月"或許是一個與釀酒或飲酒有關的月份;"飯香月"是指飯香引發食欲的月份," 月"是指懶 不樂進食的月份。齊人用"冰月"、"禝月"、"春月"、"飯香月"、"酨月"、" 月"等作為月名,反映了其語言詞匯通俗質樸的特點。12年1至6月,筆者對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考古學與人類學博物館藏文物做了較為深入的調查。本文闡述了該館文物的收藏狀況、研究現狀、特點及價值。
戈體援與胡夾角之大小直接關系到戈、戟的使用功效,其變化是戈、戟形制演變的一個重要方面。《考工記》指出了援與胡夾角過大或過小對戈、戟功能的危害,并提出"倨句外博"的技術要求。本文運用力學分析的方法,對"戈體已倨已句二病"進行闡述,并對已有注釋進行分析?!犊脊び洝?戈體已倨已句"是指戈的兩種功用對其形制的要求。也是對青銅戈、戟形制演變規律的技術總結。5年,洛陽市文物工作隊在關林皂角樹村發掘一座晚唐時期墓,出土了一批精陶瓷器、銅器等。其中的一件三彩爐為同時期墓所不多見。目前學者一般將中商文化分為三期,但其中尚有一定的年代缺環。據鄭州、河北、安陽三地的中商期典型遺址,我們研究提出了新的四期分法,同時對中商分期與都邑、王年的對應關系開展了初步探討。大甸山墓地212年共發掘墓葬198座,形制有豎穴土坑墓、土洞墓和甕棺墓。土坑墓為云南地區青銅時代常見,而土洞墓則是首次發現。出土遺物以青銅器為大宗,彎刀、矛、釧、鉞、劍Zui多。土坑墓年代大致在戰國中晚期至西漢晚期,可能與西北地區的氐羌文化有關。土洞墓年代大致為春秋晚期至戰國晚期,或為古哀牢遺存。12年,馬鬃山玉礦遺址地點發掘了灰坑、房址、石臺基等遺跡。屬于漢文化與騸馬文化的兩類陶片并存,發掘區遺存的年代初步推定為戰國至漢代。本次發掘的為選料作坊區,半地穴房址大多應為作坊。作為包含防御區、采礦區、選料作坊區等的早期玉礦遺址,馬鬃山遺址直觀展示了當時的礦區聚落形態。故宮中所藏多福硯為清乾隆帝御用硯,其制作者及年代素有爭議。今考硯上刻有"白?緣人"楷書四言銘贊,據上海博物館藏明人《長白仙蹤圖》所繪張延登遇仙兔故事,可證"白?緣人"乃明人張延登別號,而此硯應是清王士禛《池北偶談》所載之張氏"蟙—硯"。又硯銘上出現的"平州",據孔尚任《觀多福硯》詩,系清初巡撫張勄之號,其人系多福硯第二代藏主。綜考知此石硯,乃明末張延登用游泰山時獲于汶水中的蝙蝠石(即三葉蟲化石)所制,取其諧音,名之"多福硯",又名"蟙?硯",復以"白?緣人"之號撰"太山所鍾"銘文,鐫之硯上。延登卒后,硯石遞藏于其子張萬斛處,后鄒平張氏遭家難,萬斛陷獄,硯入官府,輾轉為出任山東按察使之張勄所得。張勄嘗招摯友孔尚任飲于京宅日涉園中,出示此硯,孔有詠硯之詩。至雍乾間,硯由張勄后人進獻于內府,為乾隆帝所珍愛,一再題銘贊美,列乾清宮東暖閣漆匣薈藏之匣中五硯之一。9年1-12月,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在洛陽紅山鄉工業園區內發掘清理了唐代賈敦頤墓。該墓由斜坡墓道、過洞、天井、甬道、壁龕、墓室、耳室等幾部分構成,平面為"鏟"形。據墓志可知,墓主為唐洛州刺史賈敦頤,顯慶元年(656年)薨于位,同年與夫人房氏合葬于洛陽邙山。由于紀年明確,填補了以往洛陽地區發掘的唐墓中無早期紀年墓的空缺,也為唐墓分期斷代提供了確切尺度,墓中陶瓷器和各類陶俑等也為墓葬分期提供了可靠的類型學比較依據。賈敦頤在新與舊《唐書》中均有傳,但甚簡,而墓志洋洋上千言,詳細記載其先世之源、祖輩官職、本人履歷和事跡、生卒年及葬地,以及妻室、子嗣等,可補史載之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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