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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的《蔣洲咨文》是嘉靖35年(1556)11月蔣洲寄送給日本對馬島的書信，內容為要求日本對馬島鎮壓倭寇。蔣洲為胡宗憲派遣至日本的使者，他向山口縣的大內義長也寄送了同樣內容的書信。義長收到書信后，決定復信給明朝，并將倭寇掠來的明人送還。同年12月蔣洲寄送給義長的書信的信封，現在收藏于毛物館(山口縣)。傳統觀點將"鈞益"釋讀為平均分割黃金的量值，現有學者對此觀點提出質疑，認為是誤釋。本文認為傳統觀點沒有錯，釋讀為鈞益是正確的，戰國衡制的演變與古代音律有密切關系，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黃金貨幣的衡量單位是一種鎰、斤并用的復合制度。祭祀在殷商社會生活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子卜辭中記載(它攵)祭的共43版，71條。卜辭所涉及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它攵)祭的用牲種類及數量；致祭的對象；(它攵)祭的時間；(它攵)祭的地點或祭所；(它攵)祭與其他祭儀及用牲法之間的關系等。

深圳大鵬所城較完整的保存了清晚期及時期的不同建筑群體，其中將軍府第建筑具有很高的歷史文化、科學藝術等多方面的價值。其建筑形制、結構、裝飾裝修方面頗具特點：1.平面結合緊湊，類型豐富，組合較靈活，結合了中原地區四合院落殿堂式結構的組合特色，也反映了嶺南山地建筑特點；多采用密集、方形的平面和空間布局；廳堂與天井結合緊密，室內外連通，形成了外封閉、內開敞的建筑空間；具有多樣的建筑梁架結構，集中了北方建筑的抬梁式構架、南方的穿斗式及嶺南建筑常見的梁架做法，表現了南北建筑文化的大融合；外觀樸實又有嶺南地方特色的精細靈巧的內部裝修。國家博物館藏清代碧玉"皇帝之寶"，為"盛京十寶"之三，其質地、尺寸、形制與《大清會典》等文獻記載一致。其印跡見于國博藏順治七年(165年)《皇父攝政王喪儀合依帝禮詔》，十八年(1661年)《招撫鄭成功部下詔諭》、《招撫劉二虎、郝搖旗詔諭》，康熙元年(1662年)《俘獲永歷帝宣捷詔諭》，及歷史檔案館藏順治七年(165年)《皇父攝政王以疾上賓哀詔》、十一年(1654年)《冊立皇后博爾濟吉特氏之詔》。館藏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平定，維新庶政，大沛寬和詔諭》，已改用"十寶"之青玉"皇帝之寶"。國博藏"大清受命之寶"為十寶之首，其用途是"以章皇序"。"十寶"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赍送盛京"鳳凰樓"而藏之"；光緒初年移至敬典閣保存；光緒二十六年(19年)沙俄進軍我國東北腹地，清于9月3日將其移往承德避暑山莊保存；13年"輦致京師"，由古物陳列所及故宮博物院典藏。此二寶現為國博珍貴藏品。本文通過應國墓地出土柯史簋銘文的解釋，揭示了西周晚期柯國貴族嫁女兒于唐國的歷史事實，并對柯國、唐國歷史進行簡單考索，同時提出了柯史簋輾轉流傳于應國的可能途徑與方式。

南陽市三杰房地產公司住宅小區M49為西漢晚期墓，形制為雙凸字形豎穴土坑墓，由雙墓道和東西兩室組成。墓中出土大量的青銅器和原始瓷器，為研究南陽漢墓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本文以河南省南陽市社旗縣山陜會館的雕刻題材為例，通過對明清時期商人的經商理念、文化心理和審美等的分析研究，挖掘蘊藏在會館中的商業文化內涵。據可靠史料，唐代畫家已經在詩歌意象的啟發下意識到了"繪畫意象"問題，并繼而引發了畫家于創作實踐中對繪畫技法語言的"寫意"性嘗試。這種早期的"寫意畫"，表現為試圖在水墨語言層面上不斷契合"意"與"象"的努力。晚唐孫位《高逸圖》的某些山石描繪即是標識唐代繪畫觀念過渡的一個典型案例。晚唐五代之交的荊浩與稍后的董源等畫家則進一步將這種意、象合一的探索導向深入，并在創作實踐上使其更具規模，其影響貫穿五代及北宋。這一時期水墨畫發展Zui為重要的事件就是畫家自覺地立足于"心源"角度對物象進行裁汰和概括，從而成功地打通了"心"、"象"一體的水墨畫內在理路，并將其訴諸一系列的筆墨符號語言?？梢哉f，到了五代時期，水墨畫的筆墨形式與內在心象已經高度契合，為后世水墨畫史的風格流變與觀念變遷確立了基調。12年現世的渥巴錫、策伯克多爾濟、功格、懇澤畫像以及迄今尚未現世的舍楞、默們圖、沙喇扣肯、雅蘭丕勒、德勒德什、達木拜扎勒桑畫像，均系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下旬清宮西洋畫家艾啟蒙在避暑山莊繪制。策伯克多爾濟為渥巴錫的堂侄而非其婿，且年長于渥巴錫。布彥楚克、策伯克扎布、奇里布、諾海、蒙滾畫像以及迄今尚未現世的巴木巴爾畫像，則是乾隆三十七年秋首次到熱河瞻覲時所繪，是否艾啟蒙繪制，尚難定論。布彥楚克畫像將其封爵題為"和碩特貝勒"屬錯誤，應為"和碩特貝子"。阿喇克巴畫像當系乾隆四十七年秋首次到熱河瞻覲時所繪，艾啟蒙決非其繪制者。12年現世的渥巴錫等十人畫像，既與乾隆三十六年艾啟蒙所繪福隆安等"臉像八幅"無關，也不完全等同于艾啟蒙同年所繪渥巴錫等"臉像十幅"。

本文通過出土的殷周"戈"族銅器銘文與甲骨文史料互證，結合傳世文獻，考證"戈"方國族氏始封于夏，姒姓，少康滅之，其后以國為氏；商周時期之"戈"地地望在今商丘與新鄭之間。明代中期，吳門地區流行一種較為特殊的花鳥畫題材—花果雜品圖。這種包含花卉、蔬果、禽鳥、蟲魚等內容繁雜的長卷與冊頁，與宋元以四君子題材為主流的文人花鳥畫相比有了明顯變化。本文試圖通過花果雜品圖與感官相聯系的新現象，來探討此時文人花鳥畫在審美觀上的變革。本文分為四個部分進行論述：部分，通過梳理宋元文人花鳥畫的歷史，分析文人花鳥畫從宋到元在題材上有逐漸擴大的趨勢，但主流是象征文人品格的四君子題材，潛流是元代出現的品類較多的墨花墨禽；第二部分，通過吳門文人的作品和詩文，具體分析花果雜品圖所繪內容與人的感官—眼、耳、口、鼻的緊密聯系；第三部分，通過此時吳中文人閑居的生活方式，分析花果雜品圖與感官緊密相關的原因是文人們對自愜之意的追求；第四部分，通過分析花果雜品圖傳達的新的審美觀，闡明文人花鳥畫的審美變革—從四君子的"清雅"到花果雜品圖的"閑雅"。華察是明代官吏，但在書法并無名氣，存世作品也十分罕見。在華氏舊藏家族文獻資料中，非常難得地保存了華察的四件書作，可補史闕。這些作品面世之后，在學界并未引起足夠重視，既未充分研究其書法藝術，亦未判斷其藝術水準。本文對華察存世的四件書法作品做了細致的梳理和考辨。由于這些作品主要為華察晚年所書，故其致仕后人生觀的改變，以及由此帶來的審美觀的成熟，無疑會對這一時期的創作產生重要的影響。通過研究華察晚年的詩歌風格，并以此為基礎考察華察書法，可發現其書愈到晚年愈精彩。華察書法師承二王，法度精雅，用筆清勁嫻熟，結字奇趣橫生，晚年書作不事雕琢、隨意自然的藝術風格，充分體現了達觀通透的人生觀和沖和恬淡的審美境界。以華察晚年書作置諸明代帖學的背景中去考量，完全不遜于吳門書家群，可被視為明代書法史的補充。西王母的傳說起源甚早，《山海經》、《穆天子傳》、《竹書紀年》中就有相關記載。西王母究竟是人抑或是神?學術界見仁見智，莫衷一是。有趣的是，殷墟甲骨文中也有"西母"，與"西母"并提的還有"東母"。甲骨文中的"西母"與載籍中的"西王母"有無關系，值得認真研究。本文將載籍中的"西王母"與甲骨文中的"西母"作了仔細比對，發現二者雖有差別，卻也不無相似性和關聯性。二者或有一定的淵源關系，周及其以后的西王母崇拜習俗或可追溯自殷商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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