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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世文獻和部分金文文獻中的"元子"一詞，通行工具書一般解釋為"長子"、"首子"、"天子、諸侯的嫡長子"等，也有學者提出了"元子"中的"元"應訓為"善"的意見。本文通過對1987年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出土的春秋時期可忌豆銘文"元子中(仲)姞"等內容的研究，認為以往的解釋過分強調"長子"、"首子"、"嫡長子"等層面的含義，訓為"善"的意見也有可商之處。先秦、秦漢文獻及出土資料中"元子"一詞強調的只是"嫡庶"的觀念，與是否為"長子"、"首子"沒有必然聯系，也不限于"嫡長子"，其他"嫡子(女)"也可以稱為"元子"。"元"在訓"首"之外，具有"嫡"的涵義，是在宗法制和嫡長子繼承制背景下衍生出來的。文中對部分文字形體的隸定問題，也進行了討論。南陽市三杰房地產公司住宅小區M49為西漢晚期墓，形制為雙凸字形豎穴土坑墓，由雙墓道和東西兩室組成。墓中出土大量的青銅器和原始瓷器，為研究南陽漢墓提供了豐富的資料。近年新發現的葉笙葉子舊藏《龍門百品》全拓，選本朝代混雜，含北魏、東魏、北齊、隋、唐及武周諸朝，且全是小件，但紙質、大小及捶拓手法一致，拓工精良，應為同一時期所拓。選本似在關百益選拓魏刻百品前后。其中隋大業六年黃法暾及大業十年女弟子文造天尊像一龕兩則造像題記拓本，表明龍門石窟有兩品隋代天尊造像，黃法暾一品也并非出自四川綿陽。它對龍門石窟這一佛教圣地的佛道之爭，乃至"三教合一"趨勢的研究，提供了新資料。該兩品早年被盜鑿或破壞，擬將之作為一個美術考古課題，尋找查對遺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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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所見的青銅銘文上，"壽"字的出現率甚高，共見六百余次，其字形的異體均有五種。從這五種的字形年代不同，或許可以表達"壽"的形成脈絡。本文從兩周金文和戰國簡文搜集一切"壽"字的字形，重新探討該字的結構與形成的歷史。本文認為，"壽"字是殷周之際從"神"字衍生的字體，以表達天神所能賜予的壽命。商文明的信仰傳統，乃是通過神獸吞吐神殺的方式，以期獲得天上的神性之新生，即通過神殺手段避開自然生物必經的死亡過程，進而得到由神所產生的永生。早期社會觀念中，老死病死者將變得永遠脆弱無力，身壯時期被殺者，反而能在永生中保留身壯，所以"壽"并不被視為理想美德。但是從殷周交接之際出現"壽"字可知，當時社會已不再怕老弱，反而把"老"視為被神保祐的依據。古代思想傳統中將老年視為德性的觀念，實濫觴于此。自從柴爾德提出"新石器"的論斷以來，農業起源成為世界考古學戰略性研究的一項重要課題。各學科學者運用多種理論從各個角度探討這一性進程，試圖回答農業是何時、何地、為何和怎樣起源的。西方學者為此作了不懈努力，取得了豐碩成果。本文簡要回顧了西方農業起源的研究歷程，然后從環境、社會和人類文化、認知力三個方面對西方有關農業起源的理論或假說進行總結和評述，旨在進一步促進研究者對農業起源進行深入的研究。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司馬金龍墓主人身份尊貴，隨葬器物豐富且具有時代特色，是北朝考古的重要資料。整理出的釉陶氈帳模型，為北魏物質文化史及民族融合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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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正始五年《石門銘》所見郎中、司徒從掾位，即魏晉史籍中被稱為王官、司徒吏的群體。王官、司徒吏與九品中正制沒有直接關系，這一群體應該淵源于漢代察舉與辟召制下的三署郎、公府掾。魏晉時期，伴隨著自身原有職掌的喪失，他們常受命承擔一些臨時性職使，活躍于地方軍政事務中。由于具備了虛銜化的特征，王官、司徒吏又常被統治者用作賜官，由此人數急劇膨脹，成為官僚體系末端的一個特殊群體。木工司馬一職是曹魏時期伴隨著材官校尉而創設的，當時又存在著以都匠冠于官銜之前的職銜組合，《石門銘》所見都匠木工司馬恰反映了這一點；當部匠軍司馬則是隸屬于系統的工匠。這兩類職官的存在表明，當時對工匠的管理引入了軍事化建制，一如屯田系統。《石門銘》所見諸職體現出的時代特征，有助于從微觀層面觀察漢魏之際地方行政模式變革。夏商時期，朱砂奠基葬始見于二里頭文化二期并進入繁盛期，這可能與二里頭文化北上晉南、吸收或繼承當地文化因素以及二里頭文化向南擴張有關。商代前期，朱砂奠基葬是"殷因于夏禮"的重要體現。晚商時期，朱砂奠基葬呈現式微之勢。墓底鋪朱砂是夏族群尤其是貴族"落葬禮"的重要環節，目的是保佑墓主人在冥界的安全。包山楚簡中有一組占卜記錄，是研究戰國時代思想意識的新資料，十分珍貴。完整的占卜記錄包括兩部分：一為卜辭，有時間、事項、意愿、占卜結果。二為祝辭，有祝祈的神靈、祭品、祝祈目的。然后，卜人還要對祝辭再作一次占卜，并作出Zui終判定。簡文中有些內容與《周易》有關，如貞卜"出入侍王"，類似情況可參閱《周易》中的復卦、坤卦、《系辭》。祝祈神靈中有"二天子"，應當是傳說中上古時代的伏羲與神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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