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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稻河歷史街區的泰州老照片展示廳展出的唐代佛教石經幢，是一件非常珍貴的歷史文物。這件石經幢表面刻有多行文字，字跡非常清晰，筆法渾圓飽滿，屬于書法文物精品。文字內容主要記載唐代佛教經書翻譯家伽梵達摩翻譯的經典《大悲心陀羅尼經》。其中也出現了關于泰州"海陵"的記載，特別還出現了縣令崔魯的記載。這為泰州建城史及地名演變、職官史研究等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歷史價值和學術研究價值。經過仔細辨析、對比碑刻文字，可知泰州在唐代就已經稱為"海陵"。這也符合《舊唐書》中關于泰州"海陵"的文獻記載。這件石經幢的具體來源，為泰州唐代南山寺舊物的可能性非常大。在柿子灘遺址S29地點發現8個文化層，清理用火遺跡285處，出土遺物8萬多件。遺物多以用火遺跡為中心集中分布，類別主要有石制品和動物骨骼，以及少量蚌制品等。各文化層中不同的石制品制作技術和類型組合，體現出華北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石核一石片"技術體系中"細石核一細石葉"工藝的起源和發展過程。本文對周原遺址賀家村出土的昔雞簋銘文的關鍵字詞、所記禮制及相關問題進行了初步研究。認為昔雞簋銘中的"▉"應讀為遏，訓為止。"遏偪姞于韓"，義即嫁偪姞于韓。昔雞為送者，故韓侯用貝、馬儐贈昔雞。昔雞簋銘文所記與《儀禮·士昏禮》相合。昔雞簋為西周國族研究提供了新史料，偪或即姞姓之密須，其地在今甘肅靈臺附近；韓乃武之穆，初封或在冀北之固安，西周末徙至晉南；昔氏為周大夫封昔者，其地或在今河北巨鹿附近。昔雞簋之年代在西周昭王、穆王之際，簋銘所見王姒究系時王之后，抑或先王之后，還需再做討論。本文指出，周代嬪妃的稱謂不僅關系周代禮制，更涉及西周銅器的斷代研究，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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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文物藏品在產生之初、存世過程中以及被征集入館后，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狀態"。本文依據博物館學相關理論并結合博物館工作實踐對此進行分析研究，并對文物藏品"現狀"的登錄和交接進行探析。薛河流域是山東古遺址密度的地區之一，21-212年國家博物館與山東大學合作在此區域進行了區域系統考古調查工作，共發現遺址和遺物分布區18余處。項目在田野調查和聚落研究中使用GPS、分區采集和：rcview軟件分析等手段，主要考察了本地區北辛文化時期至秦漢時期的宏觀聚落形態和變遷情況。大體而言，這一區域聚落發展的總趨勢為聚落數量不斷增多，分布范圍逐步擴大，聚落規模逐漸增大，聚落間的分化逐漸明細。具體又可以分為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時期的萌發期、大汶口文化至商代的穩定期、西周至秦漢時期的高速發展期三大階段。宏觀聚落變遷的整個過程以穩定和繼承為主，突變始終居于次要地位。王岑伯的《書學史》比祝嘉的同名著作早問世28年，是我國部現代意義上的書法史著作。王岑伯是河北樂亭人，是李大釗的同鄉好友，早年供職于北京大學圖書館，并在北京大學和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兼課。他的《書學史》有三個不同的版本，其一是手書石印本，其二是鉛字仿古排印本，其三是哈爾濱《教育月刊》連載本。書中內容以上古時代的傳說人物倉頡開篇，收筆于晚清翁同龢。北京大學書法研究社的活動和當時"整理國故"的思潮，可能是王岑伯撰著《書學史》的誘因。《佩文齋書畫譜》可能是他寫作《書學史》的主要參考書之一，因為這部書是晚清文化人書畫史知識的主要來源。王岑伯和他的《書學史》長期不為學界所知，表明書學研究仍待進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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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檔案館編《國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云南部分)》一書中，有兩件龍云致陳布雷電，即"哿"電和"馬"電，選編者括注其為1935年11月所發是錯誤的，從電文中提到的發表李宗仁為三省邊區司令等關鍵信息點，可以判斷兩電應為1936年1月發出。兩電內容牽涉的是龍云要求兼領黔地的歷史問題，這一問題牽涉南京與西南各實力派的復雜關系。兼領黔地，其形式是要求設立綏靖公署。龍云要求設滇黔綏靖公署，始于1935年5月，成于1936年8月，其間經歷了"剿匪"第二路軍司令部、滇黔"剿匪"軍司令部的過渡，在兩廣事變中才實現。16年4月7日，"博物館協會出版專業委員會216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在湖北宜昌舉行。來自全國近4家博物館、考古所、出版社等文博單位的6余名代表出席研討會。其中，22位學者做主題發言，圍繞三個方面展開討論，包括文博編輯出版行業的發展趨勢、文博期刊及其編輯隊伍的專業化和地方性文博出版機構的經驗等。值研討會在宜昌舉行之際《，國家博物館館刊》編輯部也在此舉辦"《國家博物館館刊》出版15期暨改版五周年座談會"，邀請與會專家學者建言獻策。研討會在文博期刊的化、數字化、市場化、專業化、地方化等五大問題上提出了很多具有啟發性的觀點，取得了突出的成果。38年冬，"魯藝木刻工作團"在黨的號召下成立，他們在團長胡一川的帶領下深入太行山敵后抗日根據地開展藝術宣傳工作。經過三年的奮斗，他們在敵后艱苦的條件下創造出許多人民群眾、抗戰官兵喜聞樂見的具有"民族形式"的木刻作品。年，胡一川帶著部分木刻作品回到延安，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進行了展覽，引起了不小的反響，也為延安的木刻創作帶來新風。在1942年文藝座談會思想方針的指導下，延安木刻創作在"魯藝木刻工作團"的工作基礎之上進一步發展，創作出更多老百姓喜聞樂見、藝術家交口稱贊的木刻藝術作品，也成為抗戰時期美術作品的經典代表，同時對當下的藝術創作思路有所啟示。目前學者一般將中商文化分為三期，但其中尚有一定的年代缺環。據鄭州、河北、安陽三地的中商期典型遺址，我們研究提出了新的四期分法，同時對中商分期與都邑、王年的對應關系開展了初步探討。在二里頭遺址圍垣作坊區發現了一條近南北向的夯土墻垣(Q7)和墻垣兩側的路土遺跡。墻垣可能建于二里頭文化第二期，使用至第四期早段。道路的年代為二里頭文化第三期至第四期早段。結合歷年的發現，推測墻垣為圍垣作坊區的西垣或西側另一區域的東垣，道路為墻垣存在時期的附屬設施。11年6月至213年5月，鄭州大史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等對滎陽官莊遺址進行發掘，發現了一座大小城南北相連、帶有多重環壕的周代城址，揭示了城壕、城墻、小城南城門和相關建筑。官莊城址的發現對研究周代鄭州地區封國、鄭國東遷等歷史問題，以及建立鄭州地區兩周時期考古學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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