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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出土的古代動物玉雕中，有些奇形怪狀，如人首獸身、人首鳥身、人首蛇身、虎首人身、虎牙神人、雙首連體豬、雙身蛇等，匪夷所思，但在戰國的一部奇書《山海經》中卻有類似的記載，有些甚至被視為神祗。顯然，這些神怪并非全屬虛構，應是先民膜拜的神物，是研究古代神話、巫術及原始宗教的寶貴資料。本文對楊文弘及姜太妃墓志中個別字、義等進行了重新釋讀與疏證，如遭、俠(挾)纊、(德)、霣、煩(樊)姬、任似(姒)等，以供學界參考。美國學者高居翰認為，17世紀繪畫中北宋山水風格的復興是因為受到西方繪畫的影響。本文發現明末清初金陵畫家創作了許多以"金陵勝景圖"為代表的實景山水，其中金陵職業畫家創作的實景山水更多地借助了北宋的山水風格。通過對西方學者所提出的西方影響可能性的分析和評價，認為北方收藏家的崛起和北宋山水風格的再發現，董其昌對北宋大家的認同及金陵畫壇對"南北宗論"的批判接受是北宋山水風格在金陵畫壇得以復興的重要原因。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大)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不僅培養了一大批享譽中外的知識精英，還在教學、科研、服務社會等諸多方面均有建樹。這一驕人業績的取得與西南聯大教授治校是分不開的。教授治校的具體舉措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教授組成的專門委員會，是學生入學與的主要決定者；教授是塑造良好校風的中堅力量，與學生們形成了獨特的師生關系；教授是校園組織和高校管理的主導者，教學與管理雙肩挑；教授授課自由、管理嚴格，是保證和提升教學質量的關鍵；教授們憑借良好影響力，為學校搭建了溝通和影響社會的橋梁。重新梳理西南聯大教授治校的舉措，對于當下高等教育的改革發展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周代，獫狁部族是其西北部的重要威脅，周室和獫狁的戰爭貫穿于西周始終。四十二年逨鼎記載了宣王末年周朝與獫狁的一次戰爭，本文通過對其中的"井"、"歷豃"、"弓谷"等地名的考證，得知這次戰事發生的地點應在隴東，關中平原以北的地區。師酉盤、師酉簋銘文中過去被釋為"身"的字應改釋為"瓜"，讀為"狐"。師酉簋和詢簋銘文中均有夷族"弁狐夷"，在師酉盤銘中作"弁狐"，是指"弁狐"地的夷族。作為地名的"弁狐"可能當讀為"番吾"，地在今河北平山縣一帶；"弁狐夷"指居住于"番吾"一帶的夷族，或可省稱為"弁狐"。

新成立后出土于北京的"金《孫即康墳祭文》暨遼《孫克構墓志銘》"殘石，對于研究遼金歷史有著很高的史料價值。但長期以來，該石刻一直未受到遼金史學界的注意。本文對這方殘石碑文進行了的考釋，認為《孫即康墳祭文》記載了孫即康因病致仕，可補史之不足；碑文中"宗"字清晰可見，足證金章宗以后避諱并不十分嚴謹。孫克構是孫即康的曾祖父，生于遼圣宗末期，卒于遼道宗末期，重熙十五年(146年)考中進士，*終官至三品。其仕途相對通達，與其岳父是劉六符的背景有關。通過比照該殘石與此前出土于北京市新街口豁口地區的"孫氏先塋殘幢"殘石，不難發現二者碑文的字體應當出自一人手筆，由此可以斷定本殘石的出土地點也當在新街口豁口地區。為配合鄭州羅莊城中村改造工程項目，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對建設范圍內的古墓葬進行了清理，其中一座隋墓出土墓志1合，另有器物11件，為研究隋代葬俗、葬制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王灣三期文化早期遺存主要分布于河南中部的潁河中上游。龍山時代前期，這里是廟底溝二期文化谷水河類型、大汶口文化尉遲寺類型和屈家嶺文化的交匯地帶。分析出土陶器的形制特征，可知王灣三期文化的來源以大汶口文化尉遲寺類型因素為主，吸收了少量廟底溝二期文化谷水河類型、屈家嶺文化及山東龍山文化的因素。14年，對新樂遺址進行了發掘，發現新樂下層文化房址3座、灰坑1個，新樂上層文化房址1座、灰坑4個、灰溝2條，出土有大量夾砂陶片、少量石器及煤精制品。碳十四測年結果顯示新樂下層文化的年代為公元前52～48年。根據出土遺物，推斷新樂上層文化早期遺存的年代約在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9年發掘的南白樓墓地中有5座為唐代墓葬，均為洞室墓，出土遺物有瓷器、陶器、銅器、鐵器、漆木器和墓志。根據志文可知這5座墓均屬趙郡李氏，為M2墓主李琎夫婦死后，其子侄將李琎及其兄弟、父輩、祖輩遷葬或合袝于此。此家族墓地的發掘，為研究趙郡李氏及唐代墓葬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李可染以寫生山水名世。從早期山水富含高隱之詩思幽情，到其后變畫境為詩境、詩隱筆墨，其寫生山水創造了詩魂，"道是無詩卻有詩"。他在"對景創作"中把現實生活推進到藝術的境地，通過意境的體驗與意匠的經營，并以久坐凝思尋求詩境，將寫生山水轉化為詩境。李可染以詩境確立了其在現代山水畫的位置，也使寫生山水翻開了新的篇章。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的《蔣洲咨文》是嘉靖35年(1556)11月蔣洲寄送給日本對馬島的書信，內容為要求日本對馬島鎮壓倭寇。蔣洲為胡宗憲派遣至日本的使者，他向山口縣的大內義長也寄送了同樣內容的書信。義長收到書信后，決定復信給明朝，并將倭寇掠來的明人送還。同年12月蔣洲寄送給義長的書信的信封，現在收藏于毛物館(山口縣)。天津博物館收藏的"新建養病院碑"記錄了近代天津西式機構—"總督"(俗稱馬大夫)的建設過程。作為重要的物證和史料，該碑雖然簡單記載了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根濟在天津行醫和參與建立"總督"的事跡，但是碑文主要內容卻是歌頌李鴻章在建設過程中的作用。馬根濟與該院關系到底如何?本文將結合天津博物館藏有關文物和文獻資料，探究以馬根濟為代表的倫敦會醫學傳教士是如何通過影響李鴻章等社會上層人物，促進天津西式機構建設的起步和不斷發展的。隋唐時期墓室壁畫中大量出現的"襕袍"形象，即袍衫下擺設一條襕道，是漢唐之間人們服飾風格變化的重要表現之一。唐及以后的文獻中有很多關于襕袍形制、襕袍穿著規范以及人物穿襕袍(衫)的記錄，襕袍在宋明以后的文獻記載中也表現出與隋唐時期襕袍不同的形制，然而史料中關于襕袍起源的記載仍不太明晰，大致分為三種觀點，即宇文護說、馬周說和胡服說。結合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會發現宇文護說似乎更接近史實；考察襕袍的禮制含義，將襕袍和深衣、上衣下裳類傳統服飾形制的關聯與西魏北周時期背景相聯系，也會發現宇文護說比較令人信服。正是襕袍的這種與禮制相關的人為解釋，讓其在宋明以后的制度和觀念中代替了深衣成為華夏衣冠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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