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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們已經能夠正確解釋甲骨文中的大多數辭例。對于一些迄今理解尚有分歧的疑難辭例，應盡可能地通過同版或同文關系，甚至其他卜同事的關系，來思考這些疑難辭例的辭意。若卜辭辭意難以推知，可以暫從語法學等角度對卜辭中的某些疑難字作詞性上的。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的《蔣洲咨文》是嘉靖35年(1556)11月蔣洲寄送給日本對馬島的書信，內容為要求日本對馬島鎮壓倭寇。蔣洲為胡宗憲派遣至日本的使者，他向山口縣的大內義長也寄送了同樣內容的書信。義長收到書信后，決定復信給明朝，并將倭寇掠來的明人送還。同年12月蔣洲寄送給義長的書信的信封，現在收藏于毛物館(山口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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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舞是創作于西周初年的一部史詩性舞蹈。《禮記·樂記》記載這個舞蹈共分為六"成"，其中的第三成"三成而南"對應的歌詞為今本《詩經·周頌》的《賚》詩。"三成而南"寓意豐富，不僅蘊含"文王之德"的思想，還反映了武王在南返途中，在管地封賞有功之臣、部署對南國諸侯的軍事行動的史實。多年來，陜、甘兩地連續出土長方窄片狀玉人四批，學者多以為是"人犧"或"人殉"。然而分析此類玉人的性質，既不能脫離其祭祀性質的出土單位，也不要忽視器物選材的特殊性。"巫以玉通神"，周公制禮作樂，更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從此玉、巫、神三者綁定，成為獨具特色的禮儀制度。古人舉行祭祀活動都要有一定的儀式，如殺犧、燔燒、掩埋、唱歌、跳舞等，巫是必不能少的角色。本文根據出土遺跡單位的祭祀性質和玉人選材的特殊性，首先追溯了自新石器時代以來玉質人像或圖案的宗教意義，而后列舉了周、秦、漢祭祀屬官的設置以及民間的巫覡活動，認為此類玉人代表的不是人殉和人犧，而與巫祝有關，取招引候神之意，是先秦時期暴巫、焚巫陋習的孑遺。

本文主要總結了目前有關《倭寇圖卷》的研究成果。通過比較研究《倭寇圖卷》、《抗倭圖卷》及《胡梅林平倭圖卷》的異同，探討了三者之間的關系，并提出："倭寇圖卷原本"主要是為彰顯胡宗憲個人戰功，并從中派生出《抗倭圖卷》、《倭寇圖卷》等具有普遍意義的描繪明軍戰勝倭寇的繪畫。另外，本文介紹了戰勛圖的代表作《平番得勝圖卷》。而隨著《太平抗倭圖》為代表的其他有關倭寇題材繪畫的不斷發現，倭寇圖像研究還在繼續推進。張大千的"畫家"之路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傳奇，迥異于2世紀的其他畫家。但也正因為其復雜和多面，導致在研究中常出現各執一端、相互矛盾的評價差異[1]。本文擬從張大千對于自我"畫家"身份的認同、建構并且自覺調適這一角度切入，圍繞其三四十年代學習"畫家之畫"的主張與實踐進行探討，將其回置于當時的畫風轉向中，分析這一主張提出的內外原因以及如何具體展開；通過對"畫家之畫"的學習，探討他如何形成自己的一套畫學論述，不斷拓展繪畫史的深度，并Zui終促成其"畫家"身份的轉化，走向晚期自我創造的獨特繪畫新貌。透過張大千的"畫家"之路，思考其背后所蘊含的自覺意識、技藝經驗和史觀維度可以為當下的畫發展提供怎樣的啟示。17年上半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聯合發掘了四川眉州彭山區范圍內的岷江河道江口段，出水2余枚西王賞功金銀幣，這是首次經過系統考古發掘證實了西王賞功幣的存在，為解決長期懸而未決的歷史難題提供了科學依據。本文通過對西王賞功幣學術史的梳理，指出近七年來其經歷了從被瘋狂盜挖到科學發掘、從收藏熱點到學術熱點的轉變。文中對江口遺址出水西王賞功金銀幣的特點進行了總結，并提出西王賞功發掘品可能是未曾頒發過的金銀幣。部分出水金銀幣面上殘存疑似火燒的痕跡，有可能為印證史籍所載清初楊展率兵火燒張獻忠船隊的記載提供實物資料。將這些西王賞功考古發掘品作為標準器，與一些傳世品進行比較，對傳世品的真偽問題做了較為深入的分析，對部分金銀幣給予肯定，對某些銅幣提出了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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