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明長城沿線隘口陸續發現了四通記載明代戍邊軍人擁有地畝、營房等生產生活資料的碑刻。它們在格式、內容等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立碑年代也相近，這說明散布于不同地點的四通碑刻存在著內在聯系。本文通過對四通碑刻的比較研究，并參考其他碑刻、文獻資料，基本說明了明代巡關御史制度產生和發展的歷史脈絡，明確了巡關御史、特別是巡按西關御史的監察范圍、職責等信息。碑文還涉及到明代軍事經濟的一個重要內容—軍屯，其作為一項基礎性的軍事經濟政策貫穿于整個明代。本文經過梳理和研究，揭示了邊地的屯田、屯田管理、屯田的違法買賣以及處罰措施，還有邊地屯田的監管，等等。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明太祖御筆》74道，被認為是現存朱元璋法書作品大宗，一直受到書史及明史研究者關注。本文從筆法特征、御筆來源、書寫背景三個方面，證明《明太祖御筆》并非明太祖朱元璋親筆，而是文臣代筆。商水縣城上村的汝陽故城，實為漢代的濦強故城，北魏政權的僑設郡縣。今汝南縣城東南2公里處的平輿縣郭樓鎮高平寺村的汝陽故城，才真正是東漢袁安的鄉里——漢代汝陽故城。本文結合新發現的東周時期墓葬材料，揭示河套東部地區東周墓葬中出土的工具特征，并對其所反映的墓地特點和文化淵源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本文研究表明，這一地區東周墓地至少可以劃分為三個類型，不同墓地的人群對隨葬器物種類的重視程度不同，各墓地男女存在著不同的社會分工。另外，該地區受到多方面文化因素的影響，其中晚期中原文化因素有加強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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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靈寶新出的張須陀墓志，較為詳細地記載了這位隋末名將的家族世系以及其仕宦經歷、婚姻以及在滎陽戰歿后的情況，可以補充《隋書》、《北史》張須陀傳記記載的不足，具有較高史料價值。1年3月，新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新鄉市西環路河南全順線材有限公司新建廠區工地上發掘一座大型磚室墓，經現場清理后，共出土遺物45件，有陶壺、罐、豬圈、銅車馬飾件、半兩錢、五銖錢、剪輪五銖等。根據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的特征分析，該墓的時代應為東漢晚期。南陽漢畫是漢文化的載體，展現了瑰麗奇異的浪漫主義世界。漢畫中的世界充滿了深刻的寓意和神秘的象征，反映了漢人濃厚的升仙思想，神靈大都以同體的形象出現；人神雜處的世界是一個怪誕奇異、富于幻想的世界；對世俗生活的描繪透露出漢人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南陽漢畫藝術與遠古圖騰、原始歌舞、商周文明、楚文化等一脈相承，密不可分。本文考察了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收藏的一幅被忽視的傳李龍眠《十六應真圖》手卷。長久以來，此圖被歷代鑒賞家認定為北宋名作，但它更可能是晚明贗品。盡管如此，鑒藏者留下的三十六枚印章與十一則題跋為我們提供了這幅畫自17世紀到2世紀的可靠的遞傳信息，并在程度上保留了他們對這件作品的理解與感悟。本文主要探討《十六應真圖》與新城王氏收藏者(即王象乾與王士禛)的關系。其一，通過探究董其昌跋文的可靠性，更好地理解王象乾的收藏活動；其二，以王士禛友人留下的七則跋文佐證王氏在17世紀中期的交游、生活與仕途狀況。

收藏于國家博物館的太平天國天王及幼天王兩方玉璽，是太平天國文物中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并具的珍品，為學者研究太平天國史提供了實物研究資料。但目前學者對太平天國玉璽的研究大多限于對其璽文的釋讀，而對于玉璽的播遷還沒有進行清晰的梳理。本文在通過查閱相關檔案材料及參考文獻基礎上，對玉璽遷移的經過做一系統的介紹。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地的主體年代為春秋早期，關于其年代上限，學術界有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之初兩種看法。本文持同春秋之初說，并從考古類型學方面略為補辨，在此基礎上重新討論了虢國墓地銅器墓的分期歸屬，并對M29虢仲墓和M21虢季墓的墓主進行了推斷，認為他們應分別是西周晚期到春秋之初的前后相繼的虢國君并王朝卿士虢公鼓(虢石父)和虢公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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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據敦煌文書與晚唐五代、遼代的石刻材料，以及后出的僧傳和禪宗燈史，考察了中晚唐幽州地域禪宗的發展軌跡及其與當地社會的關系。通過考察揭示出：安史之亂后，幽州地域的云居寺流行北宗禪。幽州地區的盤山系北方重要的禪宗基地，有禪僧在此活動。盡管后出的禪宗典籍將它描繪為馬祖道的天下，但較早的石刻和敦煌文書所描述的盤山佛教卻不是這幅景象。顯然，中唐時期馬祖道已經滲入盤山的說法是被后出的禪籍建構出來的。敦煌文書與晚唐五代、遼代的石刻材料在敘述中側重人物生平事跡、時間、地理空間，與當地世俗社會和歷史背景緊密相連，重在寫實。而后來傳世的禪籍卻意在突出馬祖禪的觀念、修行及傳導方式，編造一套看似清晰的師承譜系，凸顯馬祖一系特有的語言系統，在表述中虛實相間。近年來隨著遼寧紅山、山東大汶口和安徽凌家灘文化大量玉器相關考古資料不斷涌現，通過玉器和彩陶圖案的比較，我們認識到黃河、淮河流域新石器時代那些繪制在彩陶上的一些圖案與當時的玉器有關，它們可能是對不同玉器的描繪。這些或抽象或具象的紋飾都是"有意味的形式"，是原始先觀意向的表達自27年開始，國家博物館等單位在周家莊遺址開展了連續多年的考古發掘工作，旨在探索龍山期遺存，為研究早期國家起源等問題提供實物資料。除獲取大量龍山遺存外，還發現了一些其他時期的遺跡與遺物，本文主要介紹27—213年在周家莊遺址發現的周代遺存。周代遺跡大都為居址堆積，包括房址、灰坑等；另有少量甕棺葬。依時代不同，可將周代遺存分為西周、東周兩個時期。西周遺存的數量較少，僅見少量灰坑，另在一些地層中發現少量西周陶片。但西周遺存的內涵較豐富。據初步分析，可知其包含商、周兩類因素，為探索商周關系等學術問題提供了資料；東周遺存的種類相對豐富，文化面貌也比較清楚，時代約當春戰之交，屬典型的晉文化遺存。本文在對殷墟二期時，殷都宮殿宗廟區、王陵區、后崗貴族墓地、殷墟西區、南區及有關村落布局變化進行剖析的基礎上，提出殷墟二期時，殷都原有遺跡進一步發展壯大。隨著新的遺跡出現，殷都整體上呈現出承接殷墟一期晚段已分布區域，繼續向外圍更遠處擴展的趨勢。殷墟二期是殷都的進一步發展階段，也是殷都初步框架形成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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