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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取河南省鄧州南北朝畫像磚墓中使用的粘結灰漿，利用偏光顯微鏡(PLM)、掃描電子顯微鏡及能譜儀(SEM-EDX)、X-射線熒光分析儀(EDXRF)、X-射線衍射儀(XRD)等儀器研究了灰漿的化學成分和微觀結構、闡釋了灰漿強度與其化學成分間的關系。研究發現灰土材料灰漿在固化過程中形成的網狀硅酸鈣結構大大增強了灰漿強度，并初步探討了其形成原因及作用機理。新出西周青銅器作冊吳盉銘文的紀年高達"三十年"，學者多定為穆王時器。本文對吳盉的器形、紋飾、銘文內容詳加分析，并聯系同一人所作的吳盤、吳方彝以及其他一些有銘青銅器，論證吳盉的年代應為恭王三十年，進一步驗證了恭王紀年應在三十年以上的假說。作冊吳從恭王后期一直活動到孝夷時期，是西周中期晚段冊命銘文中多次出現的一位史官。由吳方彝等器銘文可知，作冊吳是西周世族尹氏的宗子。尹氏宗子世襲為"太史寮"長官，在西周王朝中具有重要地位。12年將迎來國家博物館1周年，本文回顧了23年以來國家博物館所經歷的發展歷程。國家博物館組建后，在"四個相稱"建館方向指引下，研究確定了"國內、"的建館目標，提出了"人才立館、藏品立館、業務立館、學術立館"的辦館方針。遵循"歷史與藝術并重"的發展，國家博物館的新館建設、文物藏品建設、國博特色的陳展體系建設、公眾服務體系建設、安保體系建設和規章制度建設等方面取得了的成就，初步實現了"國內、"的建館目標。北方地區蒙元時期墓葬可識別為蒙古族人墓葬、"蒙古族化"人墓葬、色目人墓葬和漢人墓葬等四類。能確認的紀年墓多屬于蒙古國時期和元代早期，主要是漢人墓。這些墓葬以方形單室類屋式墓為Zui主要形制，有一定數量的類槨式墓、土洞墓和土坑豎穴墓。其中的漢人墓葬墓室流行裝飾壁畫和隨葬灰陶明器。7年，山西翼城縣大河口西周墓地M1出土大量漆木器，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對其進行實驗室考古，通過現場保護加固處置、整體套箱起取后在室內進行了清理，并選擇適宜的支撐材料和加固試劑等進行綜合性技術處理和保護。該方法為半干旱地區出土漆木器的處理保護提供了技術。7年，對貞豐縣浪更燃山墓地進行了發掘。共清理石板墓65座，其中18座為甕棺葬石板墓，47座為長方形石板墓。出土遺物包括陶器、銅器、鐵器、銀器和玉石器等。墓葬的時代大致為西漢晚期至東漢早中期。此次發掘，為了解貴州地區石板墓的時空分布狀況、探討貴州古代民族的考古學文化和埋葬習俗提供了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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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簋銘文分別記載武王征商與成王賜右史利銅兩件史事，由于學界長期以來受"生稱王謚"說的影響，混淆了利簋銘文中的"珷"和"王"兩者的關系，從而將利簋視作武王世作器。文獻資料與青銅器銘文表明，周王從不自稱王，更不會自稱王號；而臣下對周王的稱呼，對先王則稱"謚號"，對時王則但稱"王"，并不存在"生稱王號"的情況。在西周金文中，稱名的體例相當嚴謹，這是因為古代社會中，名分始終是Zui重要的價值取向，周王的名號更是如此。所謂"生稱王謚"諸器的紀年方式，由于是追述先王事跡，銘文紀年必然要考慮先王相對于時王的時空關系，所以不能出現"唯王某年"的格式，目的正是在于避免與時王相混淆。利簋銘文中的"珷"和"王"，系分別指武王和成王。利簋的"辛未"紀日，不會是武王甲子牧野之戰后的第七日，而應屬成王紀時。利的身份應是右史而非有司。利簋銘文記述成王親自對利進行賞賜，所以利簋鑄造的時間更有可能在成王親政以后。明代宗室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雖然在上受到諸多猜忌與限制，但尊崇的地位和優厚的待遇，仍然為他們從事文化藝術活動創造了良好條件。有明一代，宗室中長于書畫者頗多，僅《畫史會要》《續書史會要》《歷代畫史匯傳》所載就不下五十位。然而，由于改朝換代等原因，被藝術史遺漏的明宗室書畫家也不在少數。廣東省博物館收藏的明朱成鈠《停舟觀雁圖》，在明代宗室書畫中算是創作水平較高的作品。然而，關于朱成鈠其人，藝術史卻一無記載，其生平事跡也僅見于《明史》《明實錄》等少數典籍。本文通過對朱成鈠生平事跡進行梳理與考證，并對其目前僅見的《停舟觀雁圖》等兩件傳世作品進行探討分析，力圖使學術界對這位被藝術史遺漏的明宗室畫家有一個初步的了解與認知，進而吸引更多學者對朱成鈠及明宗室藝術家予以關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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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對河南省開封市博物館收藏的幾件商周時期的有銘青銅器進行了介紹與考釋，并就相關問題作了簡單說明。5年11月，徐州博物館在徐州市區東部的楚岳山莊小區建筑工地上發現一座磚室墓，經現場清理后出土遺物共43件(組)，有陶俑、陶牛車、瓷碗、金扣飾等。依據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的特征，該墓的時代應在北齊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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