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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旅順博物館藏"刖刑守門奴隸銅鬲"為主，結合相關青銅器，探討刖刑這一刑罰的相關問題。刖刑由部門組織實施，多刖一足，也有刖兩足的。被施刖刑者，有被罰作奴隸守門的，也有自由者。刖刑多行于夏商周時期，不僅見于文獻，考古發現的實物和墓葬資料也可證實這一點。5年底，在洛陽市瀍河東岸改造施工過程中發現有鹿角出土，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派員在該地點進行了發掘。發現一處堤岸建筑遺跡和灰坑，出土大量鹿角制品和加工后的廢料及一定數量磁州窯系瓷器，初步判定鹿角制品和廢料的年代為金代中期至明代初期。本文在對南方地區唐宋時期饅頭窯資料甄別的基礎上，運用類型學的方法，對其進行了分區和分期探討，將南方饅頭窯的使用地域分為四川盆地、廣東地區和浙江杭州三個區，認為其發展經歷了唐代早期、唐代中晚期、北宋早中期、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南宋中晚期和南宋末元初六期，并分析了這些饅頭窯的技術來源。認為，四川盆地唐代初期的饅頭窯技術有源于北方的可能，但這并不是當地宋元饅頭窯的技術源頭；廣東地區唐代饅頭窯技術則可能是當地磚瓦窯技術與同時期北方饅頭窯技術傳入共同作用的結果；浙江杭州南宋兩處官窯的饅頭窯素燒技術是特殊歷史背景下，汝官窯饅頭窯技術南傳的表現。在北方饅頭窯窯爐技術的南傳過程中，存在以占有市場為目的的主動輸出和因特殊歷史背景被動南傳兩種情況，北方饅頭窯在南方地區興盛與否與當地的瓷業基礎強弱關系密切。公盨是西周中期偏晚時的一件禮器。銘文開篇即言"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迺差地設征……"與《禹貢》開篇"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及《書序》："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據此，結合其他文獻及考古資料推斷，《禹貢》篇主體的制作時代應在西周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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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綴合而來的新材料對甲骨卜辭的研究意義重大，這是學界公論。文中的兩則綴合，分別在田獵、氣象兩方面為甲骨文研究提供了新信息。則是《美國所藏甲骨錄》484與《甲骨文合集》27898的綴合。綴合后，得出了"斿犬師"的完整稱謂，由此可知名字為"師"的犬官是"斿"地之犬官；而且從卜辭內容看，其與《合集》28799應當是商王在連續幾天里田獵活動的占卜記錄?！睹啦亍?84在以往研究中不被學者重視，但其內容重要，不可小覷，對于研究殷商的田獵地名、田獵地距離以及地名結構，都有所幫助。第二則是《甲骨文合集補編》4393與《甲骨文錄》136的綴合。綴合以后，首次出現"啟既"的辭例，與以往卜辭用"既"和"雨"組合而成的短語表示祈求雨天結束的氣象用語不同，可豐富卜辭關于氣象語言習慣的研究。先秦時期，墨學曾與儒學并稱為兩大顯學。但漢以后，因漢武帝采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政策，墨學逐漸沒落。晚清，墨學復興。五四時期，墨學更受思想家重視，思想界出現了研究墨學的熱潮。本文從四個方面論述了這一歷史現象出現的原因：以墨學救治時弊；以墨批儒；以墨學會通社會主義思想；發掘墨學中的科學成分。世紀9年代，在洛陽發現了明代饒陽縣簿劉鼎和太吏目徐道兩座紀年墓，基本保存完好，出土了墓志和三彩、青瓷等隨葬器物，這是洛陽以往發掘的明代墓葬中很少見到的，對于研究明代官吏情況和瓷器手工業有重要參考價值。世紀六七十年代洛陽出土的明代方城鎮國太夫人趙氏墓、伊藩方城府鎮國將軍朱典櫛墓、輔國將軍朱褒墓等，墓室保存完好，隨葬有墓志及陶俑、鉛器等，對于研究明代伊藩家族世系及其墓葬形制特點等，都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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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莘縣近出元代左庭墓志，詳載志主家族世系及生平履歷，為補充方志的記載提供了珍貴的資料。通過對志文內容的梳理考釋，揭示了一些社會歷史現象及事件。如左庭奉詔增修汴京故相國寺，是有關相國寺在元代發展的重要材料，可補《汴京遺跡志》之闕。墓志揭示志主所處的特定時代環境，并分析其對漢族社會生活和思維心理等方面造成的深刻影響，反映出遼、金、元時代民族矛盾沖突的歷史事實，為元代、社會、文化等研究提供重要參考。通過與傳世文獻的比照，也對元代宗教文化的發展面貌進行有益增補。同時對撰文人身份進行詳細考證，對"汶陽"與"汶南"之名進行歷史追蹤，可補《全元文》之遺闕，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在考訂撰者籍貫及職分過程中，針對《全元文》在文獻版本選用上的疏失進行了客觀評點，以期對其今后的修訂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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