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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三國志·魏書》記載，魏明帝死于景初三年，少帝繼位后，仍稱當年為景初三年，但次年則改稱正始元年。"景初四年"的年號實際上并不存在。日本出土的三角緣盤龍鏡為東渡的工匠在日本制作，因不能及時得知魏朝皇帝改年號之事，所以在銅鏡的銘文中使用了"景初四年"的年號。9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對河南汝州市煤山遺址的西部進行了考古發掘，共發現龍山時期的土坑豎穴墓6座。墓葬分有二層臺墓和無二層臺墓兩種。出土遺物以彩繪陶器為主，器類有壺、豆、罐、杯、碗等。遺物有石家河文化的因素，因此墓葬的埋葬習俗應受到石家河文化的較大影響。5～26年，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工作隊對長樂宮六號宮殿遺址的主體建筑及其附屬建筑進行了發掘。附屬建筑分兩部分，均由殿堂、廊道、散水和院落組成。從出土遺物看，該建筑始建于西漢初期并一直沿用到王莽時期。根據發掘資料并結合文獻記載，六號宮殿遺址應是長樂宮的前殿舊址。1年初，對東苕溪流域商代原始瓷窯址進行調查，共發現3多處窯址。同年3~11月，對南山窯址進行發掘，共揭露3條窯爐、8個灰坑、2個貯料坑、1條水溝和若干個柱洞，出土大量原始瓷器。南山窯址是一處商代幾乎純燒原始瓷的窯場，為探索瓷器起源、原始瓷產地等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7年以來，對山西翼城縣大河口墓地進行了發掘，已清理多座墓葬，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有棺槨，墓主多為仰身直肢。大中型墓以隨葬青銅器為主，小墓以隨葬陶器為主。這處墓地墓主的國族名為"霸"，"霸伯"是權力擁有者。大河口墓地的發掘對于研究西周分封制度、器用制度和族群融合等具有重要意義。98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對成都龍泉驛區青龍村的一座磚室墓進行發掘。墓葬為較大型的長方形雙室券頂磚墓，墓壙平面呈"亞"字形，兩墓室均由封門墻、墓室、棺床、耳室和肋拱組成。此墓是迄今發掘的除王建永陵之外的級別的前蜀重臣和分封親王墓葬，為前蜀墓葬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1年，對江蘇蘇州市木瀆古城進行發掘，發現五峰村北城墻和城壕遺跡、新峰村南水門遺跡，以及東、西城墻遺跡等，出土遺物有原始瓷器、陶器等。初步推斷北城墻修建于春秋晚期，南水門使用時期為春秋晚期。木瀆古城應是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質的城址，木瀆古城的發掘為探索吳國都城所在提供了重要線索。1年，對新疆鄯善縣吐峪溝石窟寺遺址進行發掘，清理了5多處洞窟和許多窟前遺跡，以及一處地面佛寺。新發現壁畫面積約2平方米，還出土大量文書殘片。吐峪溝石窟均是多層式的組群布局，新清理的兩處禮拜窟應開鑿于公元5世紀前后。吐峪溝石窟寺遺址的發掘為研究古代佛教石窟等提供了寶貴的新資料。6年至27年，湖北省丹江口市的蓮花池墓地進行了發掘，共清理墓葬6座，出土了種類豐富的隨葬品。結合出土器物特征，這些墓葬可初步分為兩期。期為戰國晚期至西漢初期，第二期為西漢早中期。這批墓葬是研究丹江地區戰國晚期楚文化、秦文化和西漢這三段重大歷史時期的重要考古學資料。本文在對漢代"萬石君"石奮家族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對石奮家族相關的先秦諸支石氏進行系統分析和梳理，從而確定東周時期衛國石氏不僅分布時段較長，內容較為豐富，而且還應該是中華石氏的主支脈系。衛國石氏不僅是漢萬石君家族的直系祖根，曾屬于趙國所有的石城，也應該是衛國石氏封邑以及中華石氏的祖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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邾國故城遺址位于山東鄒城市嶧山鎮紀王城村周圍，是東周時期邾國的都城和秦漢至兩晉時期的鄒縣(騶縣)縣治，作為都城和縣城使用的時間長達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東大史文化學院等對該遺址進行發掘時，在一眼西漢水井(J3)內出土了8件新莽時期的銅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權4件、詔版2件和貨版1件。每件銅器都有銘文，顯示可能鑄造于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銘文內容與文獻記載的新莽改制有關。為了充分論證這批銅器的學術價值，山東大史文化學院和文化遺產研究院在9月2日舉辦了專家座談會，與會學者對這批銅器的銘文內容、制作與使用情況，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歷史評價和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專家們一致認為，這批新莽銅器是迄今為止首次經過科學發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發現數量和種類Zui多的漢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較完好，銘文字數多，透露的歷史信息豐富而重要，為研究西漢末年王莽代漢并實行貨幣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歷史事件，以及我國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都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另外，這批銅器出自邾國故城遺址的宮殿區"皇臺"之上，證明"皇臺"范圍內應存在漢代官署區，這對研究遺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義，也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線索。在此次專家座談會成果的基礎上，本刊約請與會學者對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進一步加以研究，從不同角度闡釋其重要的學術價值?，F將初步的研究收獲予以發表，希望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也期待相關研究的繼續深入。當陽峪窯瓷枕以其特色的工藝、灑脫的裝飾代表了當陽峪窯的制瓷水準。本文論述了當陽峪窯瓷枕的裝飾工藝特點，并將當陽峪窯瓷枕與河南其他窯口瓷枕做以簡要對比。關于南關外期文化的內涵、性質及與早商文化、洛達廟期文化的關系等諸問題，學界向有歧議。本文在總結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南關外期文化等問題進行較為的探討，提出南關外期文化的內涵主要是南關外下層，其性質屬先商文化。在深入剖析南關外期文化、洛達廟期文化及早商文化異同的基礎上，指出南關外期文化才是早商文化的直接先驅。

卡內基博物館所藏甲骨是的庫方二氏藏品中的一部分。我們對其館藏甲骨實物中的偽片做了細致觀察，發現作偽水平低下，刻寫拙劣，文辭不通；并對館藏甲骨中的偽片數量進行考察，對真偽相雜的甲骨一一辨析。通過對偽片甲骨刻辭的分析，總結出此偽刻刻手的特征，并由此特征找到其他甲骨著錄中此刻手所刻偽片。本文對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畫墓六幅墨書題記重新釋讀，糾正了該墓發掘報告題記錄文中的錯誤，對發掘報告題記錄文中的漏字做了補釋，并對六幅題記的內容做了較為詳細的分析考證。河北省博物館收藏有辛亥元老王葆真的夫人汪蕓女士的一封信函，筆者曾結合相關文物史料，考證出汪蕓女士為北洋女子師范學堂招收的首屆狀元。后來，筆者讀到黃郛夫人沈亦云女士的傳記，自述早年報考北洋女子師范學堂屆，入學成績"忝居"。由此，對先前考證的汪蕓為首屆學生入學名的結論產生疑問，究竟誰是北洋女子師范學堂的首屆狀元?本文結合相關文獻資料進行重新考證后認為，因清末女學初興，生源有限，北洋女子師范學堂創建之初，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地分別進行招生及，且分別記錄名次，故首屆狀元非汪蕓一人，而是三地各有一名成績者，分別為汪蕓、葛敬誠和沈亦云。而三狀元之沈亦云、葛敬誠又分別居部、第二部等生之列。

人物研究是藝術史研究的重要領域，是藝術史研究中跨學科研究的重要體現。當人物兼具跨文化、跨領域的特質時，搭建一個藝術史人物研究網絡，提煉其藝術精神，尋求藝術人物研究的獨立語境與獨特的學科范式尤為重要。本文從分析藝術史發展困境入手，主張多層面、跨學科的藝術史研究；以搭建藝術網絡與提煉文化核心為路徑，探索藝術史研究界域與研究方法 ；以近代社會活動家、音樂學家王光祈作為人物研究個案，通過對其藝術史坐標的分析，挖掘藝術家的多重身份與文化核心，使藝術史研究更趨完整。甲骨文 字，從 從 ，隸定為 。 是人字形房屋構架之象形，演變到后世為宀、廣偏旁。新本義是薪，薪本質是木。先秦文獻中木、薪、柴本質相同，僅大小有別。宋，《說文》謂"居"也。宋、 兩種建筑相互依存又有區別。洹北商城、安陽殷墟、湖北商代盤龍城大型夯土臺基外有擎檐柱遺跡，復原后與主體建筑兩部分形成形 (側面圖)，與宋、含義相同。古代宮殿的附屬建筑稱為朵殿。當釋讀為朵。朵宗即主廟的配殿，庭朵是門堂前外塾。"尹光方鼎"(舊稱"邐方鼎""乙亥父丁鼎")與"聽簋"(又名"邐簋""京簋")的定名素有較大爭議，"邐""唯各"" ""享京"等字詞的斷句與解釋是整篇銘文釋讀與確認器主的關鍵所在。"邐"是動詞，佐匹、襄助之意。""讀為庭或廷。"各"與"享京"分別是兩器的受賜對象與鑄器者，故應定名為"各方鼎"(或"各鼎")與"享京簋"。為配合鄭州羅莊城中村改造工程項目，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對建設范圍內的古墓葬進行了清理，其中一座隋墓出土墓志1合，另有器物11件，為研究隋代葬俗、葬制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生活在兩宋交替之際的畫家江參是江南山水畫派重要傳人。南宋鄧椿《畫繼》贊其"筆墨學董源而豪放過之"，將其與蘇軾、李公麟、米芾等同列"軒冕才賢、巖穴上士"之序。江參曾受到宋高宗趙構的特意召見，卻不幸于覲見前夕意外身故。元、明、清以來，江參的藝術影響經久不息，但有關其身世的文獻史料卻與時俱減，所以關于他的里籍、生卒年、生平等一直困擾著繪畫史學界。筆者通過研究與江參生前有過密切交往的歷史人物資料，以宋人程俱《北山小集》中撰述的《江器博墓志銘》為突破口，從"程俱與江參其他友朋之間的關聯事略""程俱與江參江器博之間的關聯事略""程俱與江參岳父彥楚之間的關聯事略"三個歷史維度，系統梳理了程俱等一批歷史人物與江參的生活聯系及藝術淵源，揭示出江器博與江參的父子關系、王彥楚與江參的翁婿關系以及程俱與江參的世交關系，從而確證江參里籍為浙江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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