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氏墨苑》中的四幅圣像畫是明朝中后期傳入的一個例證。圣像畫的贈予者利瑪竇希望以此來傳播宗教，受贈者程君房則希望以此來增加《程氏墨苑》的市場競爭力，而執筆者丁云鵬對這些圣像畫做出藝術上的處理，Zui終形成書籍流通過程中的圣像畫面貌。本文分別從禮物、宗教圖像文本和版畫制作藝術的角度分析這些圣像畫，討論藝術品在文化交流和傳播過程中所起到的媒介作用，以及不同文化對于藝術品的本土改造和有意誤讀。通過《程氏墨苑》中這四幅宗教繪畫的境遇，可見繪畫于明末清初所面臨的西方繪畫技法沖擊，以及藝術家對于這種沖擊所做出的解讀和回應，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宗教藝術在不同文化語境中所面臨的困境和挑戰。包山楚簡中有一組占卜記錄，是研究戰國時代思想意識的新資料，十分珍貴。完整的占卜記錄包括兩部分：一為卜辭，有時間、事項、意愿、占卜結果。二為祝辭，有祝祈的神靈、祭品、祝祈目的。然后，卜人還要對祝辭再作一次占卜，并作出Zui終判定。簡文中有些內容與《周易》有關，如貞卜"出入侍王"，類似情況可參閱《周易》中的復卦、坤卦、《系辭》。祝祈神靈中有"二天子"，應當是傳說中上古時代的伏羲與神農。博物館展覽項目管理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也是當前我國博物館實踐中必須面對和解決的現實問題。本文從浙江自然博物館新館籌展實踐出發，對展覽前期籌備管理、后期實施管理及其管理中須注意事項作了探析。通過對《安陽韓琦家族墓地》一書及相關資料的考察得知，普安郡太君崔氏并非韓琦的繼室，而是侍妾。除了崔氏，韓琦還有另外一位為其生子的侍妾賈氏，而尚未確定墓主身份的M5，其墓主可能是賈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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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蒲城店遺址漢代墓葬出土陶壺為主要考察對象，將其拆分為器蓋、壺身主體、獸面鋪首、圈足等多個實體分件，探討各個分件的制作工藝，特別是獸面鋪首的三種制作方式等，復原出漢代陶壺的制作流程。漢代的隨葬陶器已批量化生產，制作已有明顯的專業化分工，并形成了良好的買賣市場。僧淵造像碑，為北周高僧僧淵所造，早年發現于陜州寶輪寺，是河南僅存的幾件北周造像之一，且有確切紀年，是研究北周佛教的發展和建德法難的重要實物資料。本文對其雕刻內容、造像題材以及藝術風格進行考察和研究。1年在洛陽市紅山鄉工業園區發掘清理了一座唐代墓葬，墓主人是唐慎州司倉竇州潭峨縣丞張文俱。墓內發現有明確紀年墓志一合，填補了洛陽地區以往發掘唐墓無唐代早期紀年墓的空缺，為研究唐代墓葬斷代分期提供了新的確切標尺。該墓出土1件"八星拱月"三彩盤，打破了以往人們普遍認為"唐三彩"是盛唐時期才出現的論斷。近年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收到一批局收繳的文物。其中有一方唐代墓志，記載了墓主人王卿兒祖籍、先祖及其生平等內容。本文依據墓志，利用現存文獻資料以及近年來發現的唐人墓志，基本理清了王卿兒家族譜系。同時對墓志所涉及的人物王紹、王玄質、王倚等人的官職及相關問題，結合文獻記載進行了研究。既可互相對校，又可補史之闕。文中還對墓志中涉及的"太原祁人"、"京兆杜氏"等略作探究，進一步證實了唐代世家大族太原王氏、京兆杜氏在當時社會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通過對志中"東都綏福里"、"龍門原"等地名的考證，了解到王卿兒生前居住在位于唐東都洛陽城東南部的長夏門之東第四街街東，自南向北第五坊，西與南市相隔一坊、北距洛水相隔三坊的"綏福里"；死后葬于洛陽城南郊的家族墓地"龍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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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針對相關學者提出的洹北商城宮殿區一號建筑基址奉祀神主為武丁卜辭中的"九示"，且為盤庚時期始建的觀點，提出不同看法，認為一號建筑基址主殿1間奉祀的神主應為自上甲開始，至沃(羌)甲止的"十示"(具體為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沃甲)，其始建年代為盤庚這一世，但不局限于盤庚這一王；二號建筑基址主殿4間奉祀神主為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建造年代為武丁時期。河南博物院所藏并展出的熹平石經兩件殘石為亡佚已久的《樂經》，通過此兩塊殘碑證明《樂經》確實存在，且至少在秦火以后的東漢，《樂經》亦曾經以儒家經書的形式立于洛陽太學門外，本文認為《樂經》的真正亡佚時間應該晚于漢獻帝初平元年之董卓焚燒洛陽宮室之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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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倭圖卷》與《倭寇圖卷》兩幅畫卷在繪成，記錄了擊退于"弘治"年間來襲的日本大倭寇的戰功。畫卷中被明軍鎮壓的"弘治"倭寇船，是由大友義鎮、大內義長等在西日本具有雄厚實力的戰國大名派遣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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