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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陜西梁帶村、山西黎侯墓地等新出畢氏有銘器后，清華簡《耆夜》、《祭公》有"畢公高"、"畢桓"，為研究西周畢氏提供了新材料。本文從簡本《耆夜》、《祭公》切入，結合金文等其他西周文獻，綜合研究西周畢氏：以《耆夜》為導線，辨析畢公高的史事及其相關金文；考辨簡本《祭公》的"畢桓"與其他畢氏，證明西周中期畢氏很興盛，未出現中衰；討論畢氏的分支楷氏與楷國；綜合排列畢氏世系譜，畢、楷兩支皆延續到西周晚期，所謂"其后絕封"疑是國人至厲宣之間的斗爭所致。《開母闕銘》的核心字句"同心濟 "之" "應為"洪"字，它是糅合了古文篆體、隸書篆寫、漢篆美術化等因素而造作的訛篆。"同心濟 "即"同心濟洪"。王念孫釋" "為"厄"疑誤。

唐代以雅州刺史致仕的劉渭，郡望為河間樂成，其仕宦生涯歷經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共計七朝，終其一生，未嘗躋身中樞，長期任職地方，生平履歷，正史闕如。洛陽新出土劉渭墓志的行世，有望彌補傳統史料之不足與缺憾，墓志以其豐富翔實的內容再現了劉渭的生平境況，于后世治學頗多裨益。由墓志記載可知，劉渭其人乃是東漢章帝子孝王劉開之十九代孫。少年時代的劉渭在志向、學識方面遠逾時人，后以門蔭入仕，初補太原府壽陽尉。其在河中府解縣任上，困擾前任的刑獄訴訟、田賦征收等棘手之事，均迎刃而解，由此政聲遠播，受到上峰賞識。劉渭為官地方，造福黎民，功勛彰于朝堂。后以七十二歲高齡卒于雅州刺史任上，歸葬洛陽北邙之先塋。墓志的記載，勘正了傳世文獻在志主劉渭家世、生平、宦歷等方面記載的多處疏誤。清源遺址是烏江流域的一處重要遺址。通過對其商周遺存與其他時間、空間有密切聯系的遺址比較分析可知，烏江流域的商周考古學文化遺存都應屬于三峽地區的石地壩文化，同時其陶器又深受成都平原十二橋文化和鄂西路家河文化的影響，其細石器又源于川西高原傳統。2年和28年，對河南偃師市首陽山4座西晉墓進行了清理。其中1座為單室磚墓，其余為單室土洞墓，均帶長斜坡墓道。出土遺物有陶器、銅器和銅錢等，以陶器為主。M1還出土"泰始二年"紀年漆片。其中3座墓的形制罕見，應為西晉帝陵陪葬墓，對于探索西晉帝陵的地望、陵區范圍以及陪葬制度具有重要意義。歌舞游宴的傳統，能文能詩的蜀伶活躍于官府私第，兼之山川地土養成的靈心慧質，更有匯聚八方的文化交融，是川南宋墓石刻的社會成因和歷史背景。以整個南宋為底色，從藝文的角度來審視川南宋墓石刻，并兼及"物"的考校，可以發現與"詩"(此中總括詩詞歌賦與劇曲)相應的許多生活內容，這里有著對細節的格外用心以及隨之而來的于表現內容的擇取和表現形式的若干獨創。雖然是墓室營建，但設計者和制作者意欲展示的依然是世間聲色：快活、明朗、熱鬧。此外它的難得尚在于，古人言寫真，即今所謂"肖像畫"，墓葬藝術并不在論列之內，然而掌握此項技藝的畫手、刻工數量必然不少，他們與宋人筆下的寫真高手當是聲氣相通，而成為推助肖像畫發展的不可忽略的人群。川南宋墓石刻正是出自這樣的創作者，今再現世間，對美術史來說，也是具有認識價值的寶貴資料。

孟莊遺址出土了豐富的商代遺存，許多遺跡和遺物在一般的居住遺址中是很難見到的。我們通過分析這些文化遺存的內涵，結合孟莊遺址的延續時間和地理位置，認為孟莊遺址應是商王朝東征時建立的臨時軍事重鎮，是商王的重要駐蹕地，在商王仲丁和河亶甲東征時發揮了重要作用。苜蓿洼墓地位于滎陽市豫龍鎮苜蓿洼村南部，27年5月至12月，因配合中原小商品城二期工程建設，共發掘漢墓353座，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有序，為一處經過嚴格規劃的大型公共墓地，其南3公里即為古京城遺址，二者之間應有著緊密的聯系。11年春，當地居民在?？h黃河故道內挖沙過程中發現一些瓷器。同年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此遺存進行了搶救性清理發掘，獲得了一批精美瓷器和兩組較重要的地層疊壓關系。本文對這批瓷器遺存的形成、年代以及窯口等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13年9月，為配合鞏義市自來水公司擬建的甫新花苑項目建設，鞏義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區域內鉆探發現的77座墓葬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其中M3保存較為完好，其大墓道小墓室為主的墓葬形制及屈肢葬為特征的埋葬風格和出土器物的特點表明其應是秦墓，反映了在秦軍東進和確立統治時秦文化對當地傳統文化影響和滲透的過程中所表現的文化態勢。5年在南陽市宛城區陳棚村發掘清理了3座漢墓，出土了一批陶器、瓷器以及畫像石。這批墓葬的發掘進一步豐富了南陽漢代的墓葬資料，尤其是為漢代畫像石的研究等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7年9月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淅川雙河鎮墓地進行考古發掘，其中M26為一座長方形豎穴土坑墓，保存較好，主要出土有陶鼎、壺、釜、甑、甕及銅盆、鍪、鈁、洗等隨葬器物，推測年代為西漢中期或稍早。吳營遺址位于淅川縣西南丹江水庫區東岸。8年7~8月，為配合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建設，鄭州大史學院考古系對該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清理出春秋時期墓葬6座，為該地區西周至春秋時期考古學文化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新資料。龍山時代早期，在今黃淮間的淮河流域一帶，分布著一支大汶口文化。它來源于山東汶泗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其性質屬東夷文化，是東夷少昊氏的后裔；其年代與皋陶及其近祖生活的年代相當；其分布地域與皋陶族團活動的范圍大體一致；其與華夏文化交錯分布的情況也與皋陶為華夏聯盟成員的身份相符。這一系列的證據鏈表明淮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族屬應與皋陶族團有關。99年6月，光山縣在縣城北新修一條環城公路，在施工取土時發現古墓葬，經過清理，共有墓葬9座。出土器物有陶器、木漆器等，以陶器為主，器形有鼎、罐、盤、豆、壺、杯等，從器物的造形、紋飾、組合形式結合墓葬形制，判斷時代為戰國中、晚期，這批墓葬的發掘為研究豫南地區楚文化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本文通過對山西地區所見商代青銅禮器進行系統梳理，明確了其類型學劃分標準，認為其在器物形制及組合方面與中原商文化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周邊同時期考古學文化的影響。依據器物的年代分析結果，大致將其發展歷程劃分為三期，在殷墟文化三期時發展至繁榮，該地區的商代青銅文化內涵也在這一時期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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