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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縣與北京保物館所藏索氏劫簋與簋蓋，屬于"殷民六族"中的索氏族所有，作器者之名應釋為"劫"，而不是"結"。該銅簋的年代為西周晚期。新成立6年來，考古學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學科體系逐漸完善，考古隊伍不斷擴大，專業素質顯著提高，理論方法豐富多樣，重要發現接連不斷，研究成果數不勝數，對流日益活躍。一系列的豐碩成果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古代歷史和文化的認識，考古學正在迎來發展的黃金時代。敬史君碑在我國書法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是傳統書法藝術由魏書向唐楷轉型期的重要作品，是今人學書的重要范本之一。而且，它本身所包含的豐富史料，對研究北朝時期的、經濟、軍事諸方面均具有重要價值。

順治朝為清代開國時期，明末的一些遺風此時仍在延續，瓷器制作方面則顯示出承前啟后的藝術風格。本文通過故宮藏帶有順治紀年款的瓷器總結出順治朝瓷器的基本特點，故宮藏單色釉云龍紋盤應為順治御窯廠瓷器的典型式樣；同時根據藏品中帶有"大清順治年制"官窯款瓷器的品質不同，結合文獻史料提出御器廠在順治八年甚至更早已經恢復生產；順治十一年當為御器廠獨立建立窯廠為清宮燒制瓷器的標志，但其發展有起伏，不能一概而論。在繪畫，清初"四僧"之一的石濤向以山水畫名世，存世人物畫極為罕見。無錫博物院收藏的石濤《人馬圖》，藝術水平較高，雖不見之于歷代著錄，卻也鮮有爭議，本文試對其畫面內容、藝術手法以及鑒藏情況進行深入研究。阮元學問淹通，對金石資料的搜訪和研究是其學術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宦游各地時訪求、鑒藏吉金和貞石便是其案牘之余的首要活動，而與各地金石學人之間的廣泛交游是其金石活動得以延續的基礎。阮元的金石交游活動是以自己為中心，通過"金石"這一媒介，與各地的金石學人發生交集，搜訪、鑒藏、研究這些金石資料是阮元與他們交游互動的產物。在這一系列活動中，阮元不僅實現了與其他金石學人之間的學術交流，同時編織出以他為中心的情感交流群體網絡。根據與之交游的金石學人身份及所發揮作用的不同，可以將其分為親屬、同鄉、師友、弟子及石刻刻工等5類。本文嘗試從阮元先后宦游各地的時間脈絡看他與各地金石學人之間長達近6年的交游活動，梳理出不同時間段的交游群體所進行的活動和取得的成就，并從中總結出其金石交游活動的一些特點。

李可染以寫生山水名世。從早期山水富含高隱之詩思幽情，到其后變畫境為詩境、詩隱筆墨，其寫生山水創造了詩魂，"道是無詩卻有詩"。他在"對景創作"中把現實生活推進到藝術的境地，通過意境的體驗與意匠的經營，并以久坐凝思尋求詩境，將寫生山水轉化為詩境。李可染以詩境確立了其在現代山水畫的位置，也使寫生山水翻開了新的篇章。東亞地區石范鑄鏡技術Zui初發生于甘青地區，其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年前，此后向東傳播。陶范鑄鏡技術大約在公元前9世紀前后發生于西周王朝統治區的中心地帶，即關中以及豫西和晉南地區，至遲在公元前3世紀末走向成熟，此后向東傳播，并于公元3世紀初傳入日本，導致了東亞地區石范鑄鏡技術傳統的終結。5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新津縣文物管理所聯合發掘了新津縣大云山崖墓群中的一座東漢崖墓。該墓為長方形平頂單室墓，共有9個側室，殘存16具陶棺，出土了少量陶器、青銅器、鐵器和石器。該墓是迄今為止四川崖墓中發現的葬具Zui多、使用時間Zui長的墓葬。隨著中東鐵路的修建，大量的俄僑涌入哈爾濱。雖然在中東鐵路管理局及所謂的哈爾濱自治公議會的庇護下，俄僑具有諸多的特權，但官方政權也有許多力不能及之處。受早期俄羅斯公民社會思想的影響，哈爾濱的俄僑成立了諸多的非營利組織(民間組織)，這為其民間治理功能的發揮提供了空間。在哈俄僑非營利組織民間治理功能主要體現在社會協調、與溝通、社會服務以及穩定社會秩序等方面。這些民間治理經驗對其后的哈爾濱解放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身歷明清鼎革的王鐸，存世繪畫不多，但山水作品別具一格。經梳理可知，他創作的山水畫在晚明時較少，入清之后則漸次增多。其畫構圖專取五代荊浩、關仝慣用的高遠之法，氣魄博大沉雄，間或運用唐王維、五代董源的墨法，令畫面不失于單調、重復。王鐸的山水畫成就多來自"臨古"的藝術實踐，他既能從中汲取古人優長，又能不拘泥于前賢繩墨，敢于突破"形似"的羈絆，強調藉簡括樸拙的筆墨表現雄強高闊的萬千氣象。這正是他經由"臨古"之途，實踐"創新"之思，得以在畫壇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因素。此外，王鐸筆下的山水別有幽微之義，或在排遣身仕兩朝的糾結情緒之際，存有詮釋林泉志向與期冀致仕的隱衷，或借思鄉之情而傳達出懷念故國的情緒。二里頭遺址二里頭文化一期道存以超大的面積和具有禮儀性質的文化內涵標示其獨尊地位。雖然有跡象顯示其主要文化因素可在當地河南龍山文化中尋源，但兩者的差異表明文化性質有別。測年專家依據一種考古學文化編年模式，以長系列樣品所測C14數據擬合給出二里頭文化一期年代范圍，可以視為新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但還不是Zui終的定論。白昂是明代治水名臣，白氏家族在當時和后世頗具名望。白昂家族三位女性的墓志銘，記載了白氏世系傳承、官職遷轉與家族興盛的過程，與明代中期的治水、民亂等系列事件有密切聯系。白昂旁蔭其侄入國子監是家族中的重大事件，碑傳文中多次提及，對于研究明代的蔭監制度具有參考價值。白氏園林盛甲一方，明代詩作、繪畫中屢有描繪，有些出自名家手筆，本文對園林的建造與沿革進行了整理、分析。三方墓志與傳世文獻彼此呼應，反映出品官家庭中女性社會地位和日常生活的差異，是研究明代女性生存狀態的珍貴資料。白氏家族碑傳文牽涉、文學人物眾多，關系錯綜復雜，本文對志文作者進行了考證。這三方墓志對于補充豐實史籍記載，研究明代歷史變遷及江南地區官僚家族的社會生活，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金冊是明代分封制度的重要憑證，是受冊封人的身份象征。本文通過對有關金冊文獻的梳理，并結合出土實物，對金冊造辦、使用及存放等相關問題進行了討論。明朝統治者依據宗室身份等級不同，冊封時分別授予金冊和銀冊。金冊由內府銀作局造辦，翰林院撰文，中書科書寫。用金初由銀作局向內承運庫支取，后由戶部收買。諸王冊封以授予冊寶為核心，制定了一套隆重的儀式。初封諸王的冊封儀式在京師舉行，襲封諸王的儀式由朝廷派遣使臣至各藩府舉行。冊封時間嘉靖三十二年之前無定制，之后大多安排在四月。冊封儀式結束后，金冊即存留于王府。金冊用于隨葬，僅見于明代早期，應屬個案。金冊尺寸有嚴格的規制，明初已定長"一尺二寸"之制，并為以后歷朝所遵守，可作為出土封冊實物定名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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