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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對博愛縣月山寺三塊殘碑的拼合、拓制和細讀，可知此新發現石碑為清初順治年間的大學士薛所蘊題詩、康熙年間刻石的詩碑。碑文記載了月山寺在順治年間為里甲徭役所累、日漸頹廢的情形，與薛所蘊《澹友軒文集》中《河內孫侯除豁明月山里甲記》一文對讀，即可發現薛所蘊實為振興月山寺的功臣。沈周與北京文官群體的交往，是關于沈周其人其藝研究中值得注意的現象。作為明中期文壇并積級參與繪畫品評的李東陽，是北京文官群體中具代表性的人物，且與沈周往來頗多。本文從李東陽對沈周繪畫的鑒藏入手，結合存世繪畫作品與文獻記錄，考察交往的建立與收藏途徑、題跋與品評、鑒藏行為與沈周繪畫的互動等細節，試圖厘清以李東陽為代表的明中期北京文官群體對沈周及其繪畫的態度。本文得出結論如下：沈周與北京文官群體的交往，有賴于蘇州籍北京文官的促成，書畫在其中發揮著重要的媒介作用。沈周的繪畫能夠在更廣闊的地域產生需求，與北京文官的持續關注和頻繁的鑒藏活動相關。北京文官的鑒藏行為，曾對沈周的繪畫產生影響，而沈周在繪畫主題與風格上的選擇，也積極地回應并參與到了北京文官的生活和文化空間之中。以往一般認為鄭州商城制陶作坊的使用年代為商代二里崗下層二期至二里崗上層一期，但通過考古發掘資料的檢索與分析，該制陶作坊遺址中包含有二里崗下層一期至二里崗上層一期的制陶文化遺存。從這些文化遺存來看，二里崗下層一期該制陶作坊已經興建并開始使用，二里崗下層二期生產規模進一步發展，二里崗上層一期進入繁榮期。目前的考古發掘沒有發現二里崗上層二期的文化遺存，可能此時該制陶作坊生產規模縮小，亦可能已經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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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徐州北洞山西漢墓壁龕出土一批保存完好的彩繪儀衛俑，其所佩飾物的形制和色彩尤其清晰，是秦漢佩綬形象珍貴的圖像材料，揭示出有關漢代佩綬制度的一些新問題。參照北洞山漢墓陶俑所見實例，可知過去文獻常見的"印綬"連稱，在實際佩戴過程中并不具備可操作性。北洞山漢墓陶俑以更直接的"印"、"綬"形象揭示出它們之間的間接聯系方式，即以較細的絲織物"縌"作為系帶從而使"印"、"綬"相關聯，也次向世人展示出"綬"之構件"縌"的直觀形象。此外，本文結合歷史文獻認為，這批陶俑之佩綬具有早期過渡期的特點，西漢初年的綬帶形態尚不固定，朝廷雖已行印綬之制，對不同等級的官秩所佩綬色有簡單規定，但尚未如東漢一樣形成體系完備的規制，漢綬本身在兩漢時期存在變化。在此基礎上，秦漢時期的印綬制度的發展也存在一個逐漸完備的過程，"綬"作為一種佩飾名廣泛使用應在兩漢時期，而真正意義上"佩綬"成風也發生在漢代。近三十多年以來，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南陽城區的基本建設和生產建設中發掘了一批明清墓葬，本文所介紹墓葬時代為明代中晚期，主要集中于宛城區建設東路一帶，出土有景德鎮窯瓷器等隨葬品。墓主以官宦人家、軍功人員、地方富豪和貧民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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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出土的唐三彩，以往大多見于唐墓之中，隋唐洛陽城遺址發表的三彩出土資料較少。本文以新出版的考古發掘報告為基礎，對該城址宮城、皇城、外郭城發現的具有典型意義的唐三彩，與洛陽唐墓出土的同類器物進行了比較，并總結出隋唐洛陽城遺址出土唐三彩的特點。7年1月至28年5月，鄭州大史學院等單位對溫縣徐堡遺址進行了第二次發掘，清理了9座兩周時期的墓葬，出土有陶器、玉器、貝飾等，為該地區兩周時期墓葬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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