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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一千紀后半，是大陸和朝鮮半島之間人群移動和文化交流逐步興盛的一個時期?？脊虐l現和比較研究表明：韓國完州郡上林里出土的"式"銅劍，是公元前4世紀中葉從大陸東渡到韓國西南部沿海一帶的吳越鑄劍工匠在當地鑄造的；韓國出土的公元前4世紀末至公元前1世紀的舶載鐵器，是分別從大陸的燕地和齊地傳入的；韓國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紀年前后的"橫置式"前期甕棺葬，是在大陸黃海和渤海沿岸地區甕棺葬的影響下產生的。中韓交流于公元前4世紀中葉拉開了序幕，后來又經歷了三次浪潮。其交流的路線，既有連接遼東和朝鮮半島北部的"遼東—朝鮮半島"陸路，更有"環黃海之路"水路，即沿黃海近海北上、東進、南下的倒"U"字形海上交通路線?！冻淌夏贰分械乃姆ハ癞嬍敲鞒泻笃趥魅氲囊粋€例證。圣像畫的贈予者利瑪竇希望以此來傳播宗教，受贈者程君房則希望以此來增加《程氏墨苑》的市場競爭力，而執筆者丁云鵬對這些圣像畫做出藝術上的處理，Zui終形成書籍流通過程中的圣像畫面貌。本文分別從禮物、宗教圖像文本和版畫制作藝術的角度分析這些圣像畫，討論藝術品在文化交流和傳播過程中所起到的媒介作用，以及不同文化對于藝術品的本土改造和有意誤讀。通過《程氏墨苑》中這四幅宗教繪畫的境遇，可見繪畫于明末清初所面臨的西方繪畫技法沖擊，以及藝術家對于這種沖擊所做出的解讀和回應，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宗教藝術在不同文化語境中所面臨的困境和挑戰?？俗螤柺呶挥谛陆S自治區阿克蘇地區拜城縣克孜爾鄉的明屋依塔格山上。始鑿于公元3世紀，公元8世紀下半葉以后逐漸廢棄。克孜爾石窟洞窟類型多樣，壁畫精美，藝術風格獨特，在東亞佛教發展具有重要地位，是佛教東漸的重要一站。克孜爾石窟第38至4窟是一組洞窟，包括中心柱窟、僧房窟和方形窟。其中38窟是中心柱窟，是禮拜活動場所。主室正壁有佛龕，龕內原有佛像。洞窟其它壁面則繪制有本生故事、因緣故事和佛傳故事，以及天相圖、彌勒說法圖等，體現了小乘說一切有部"惟禮釋迦"的觀念。第39窟為方形窟，穹窿頂，窟內沒有繪制壁畫，可能是用于講經的?？邽樯靠?，窟內有生活設施，如壁爐和床，壁爐用于取暖，床用于禪修和休息。這三種洞窟的組合，共同服務于信徒觀像和禪修功能。根據題材內容、藝術風格等因素，這組洞窟應當開鑿于公元5世紀。本文主要對河南省境內目前發現的漢代仿木構墓葬的建筑形式進行了類型學的探討，主要包括了仿木構墓葬的類型、歷史分期等，Zui后分析了河南地區漢代仿木構墓葬的建筑特征和技術成就，進行了建筑學的總體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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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大運河是以洛陽為中心，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全長2千多公里的大運河。其開鑿對于隋唐時期、經濟、文化交流、維護全國統一和集權起了不可估量的歷史作用。本文分析了洛陽的地理環境、建都史略、水運基礎、隋唐大運河開鑿的歷史背景和由其開鑿而促進的隋唐時期洛陽、經濟、文化中心位置的形成，以及中晚唐時期受戰爭、通航條件、氣候、灌溉和漕運制度改革等因素的影響，使洛陽逐漸遠離了中心位置。近年出版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整理注釋水平很高，但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文逐條辨析校訂?！秾⑹А菲?兵之前行后行之兵"句，后一"兵"字當屬下讀，"兵不參齊于陣前"指士卒不能夠整齊排列于陣前；"憂"當通假為"優"，意為充足、富裕，與《孫子·虛實》篇意思相近；《四伐》篇整理者釋為"五"之字應釋為"王"，本篇核心詞是"行四伐"，與"五行"無關?！段耐鯁柼菲碚哚尀?與"之字應釋為"興"，"天地弗能興"、"天地弗能廢"相對為文?！度畷r》篇簡1739整理者缺釋，或認為當是"蜂"之訛字的那個字，其實應釋為"蜼"，讀為"虺"，是一種毒蛇?！度畷r》篇簡182整理者釋為"婦女"的"婦"字，從圖版看只剩左邊的"女"字旁，結合本篇上下文看，疑本應為"嫁"字，"嫁女"一詞本篇常見。位于侯馬市曲沃縣北趙村的晉侯墓地是山西商周原始瓷器出土數量Zui多、地點Zui集中的一處遺址。同時，遺址西部的曲村墓地也發現兩件原始瓷器。這些原始瓷器制作精細，外觀精美，從器物形制、制作工藝、胎釉特征上分析，與中原王朝的原始瓷器共性較多，但與南方同時期發現的器物有較大差別，很可能來自于王朝的賞賜或交流。

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萬柳堂圖》表現的是趙孟頫、盧摯等人在廉氏花園雅集的情境。以往此圖常被認為是記錄史事和呈現古代北方私人園林的圖像資料。不過，從繪畫風格和印鑒來看，《萬柳堂圖》并非趙孟頫真跡，而是后人根據元代以來諸種筆記所載萬柳堂雅集故事編繪而成。萬柳堂今已不存，對比文獻記載和歷史地圖綜合考量，其舊址當在今阜成門外西南方位，而《帝京景物略》中有關記述不足采信。至于其時萬柳堂雅集的主持者廉野云，當為廉希憲五子廉恒?！度f柳堂圖》畫上有趙孟頫題詩，字非真筆，內容則系趙氏詩作，康熙間始收入趙孟頫全集，詩中既有對雅集的記錄和對主人的贊譽，也暗含趙孟頫復雜的退隱心理?！对L古紀游圖冊》是清代金石考古家黃易重要的山水作品之一，具有較高歷史、藝術價值。依據黃易題跋中屢屢提及的"辛卯"紀年，一般認為此冊作于"乾隆辛卯臘月"即1771年12月。但其藝術風格與黃易同時期即早期山水作品差異很大，卻幾乎與得碑訪碑圖等晚期作品無異。筆者在徐邦達、劉九庵等故宮前輩鑒定意見基礎之上，分析考證認為"辛卯"系"乙卯"之誤改，是黃易為防范官場政敵作祟保全自身而刻意為之。因此，《訪古紀游圖冊》應為寫繪于乾隆六十年至嘉慶元年(1795-1796年)間的黃易晚年之作，從而在時間上彌補了黃氏《得碑十二圖冊》(1793-1794年)與《嵩洛訪碑圖冊》(1796年)、《岱麓訪碑圖冊》(1797年)之間缺失的關鍵一環，使四者連綴成為一個有機整體，對于黃易晚年金石訪碑研究意義重大。

關東車遺址發現的9件銅器(6件為考古發掘出土物，3件為采集物)是研究夏家店上層文化特征、銅器制作技術及與周邊考古學文化相互關系等學術問題的重要資料。為進一步揭示該批銅器包含的科學信息，本文對其進行了合金成分檢測、金相組織鑒定。結果顯示，9件銅器的合金材質差別較大，其中砷銅2件，錫青銅1件，鉛錫青銅4件，銅錫砷鐵四元合金1件，銅錫砷鐵鉛五元合金1件，皆屬復雜的含銅錫砷鉛(銀)共生礦直接冶煉的產物；制作工藝主要分為鑄造和熱鍛成形，顯示有初步的合金材質性能與加工工藝的關系認識。推斷這批銅器的礦源地應為大井古銅礦遺址。鄒衡(1927-25)，的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對夏商周考古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F從其遺稿中輯出有關考古學的若干論述，以饗后學與讀者。在分析梳理典籍文獻對曹操高陵記載的基礎上，通過實地考察和結合曹操墓考古發現等相關的研究，認為北齊《龍驤將軍杜達墓志銘》和北齊《王敬妃墓志》記載的"高陵"應指曹操高陵，而晉卿大夫趙盾葬所"九原"一語，更加佐證了"高陵崇栢"為曹操墓高陵，絕不會是指他人陵墓，更非安陽縣西北的野馬崗。同時，還對北齊《元世哲墓志銘》與曹操墓"西陵"的關系進行了探究。并就唐代《鄴郡鄴縣故人柏君(道)墓志銘并序》記載的曹操墓等問題進行了進一步分析和實地考證。北齊墓志填補了曹操高陵方位在北朝沒有記載的歷史空白，為曹操高陵的真實性提供了新的佐證，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理論意義。本文對出土于山西絳縣周家莊遺址的龍山時期銅片做了X衍射分析、電鏡能譜分析和金相觀察。研究表明，銅片系銅鎳鋅三元合金，為鎳黃銅。除主要合金元素外，還含有錫、鉛、硫、砷、鐵等雜質。基體呈銅鋅鎳α固溶體再結晶晶粒和孿晶，為熱鍛或退火組織。銅片邊緣區域有較多晶內滑移線和加工孿晶，部分晶粒破碎；鉛顆粒和夾雜物有拉長變形現象。表明制作工藝為整體熱鍛+局部冷加工。銅片具有早期銅器的特征，屬原始黃銅。銅片為中原龍山時期銅器的新材質，表明中原地區的黃銅制作技術可能從仰韶時期一直延續到龍山時期。9年，敦煌博物館新獲簡牘數枚，其中有西晉封檢和漢代緝令簡各一枚，形制之完整為歷次西陲出土簡牘所罕見，為漢晉簡牘及官文書制度難得的物證，是研究敦煌西晉歷史、邊疆史地、絲綢之路南北兩道走向諸問題的寶貴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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