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豫之門》藏品鑒定、出手、上請詳詢組李總監


陜西歷史博物館和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聯合發掘唐代韓休壁畫墓，墓內壁畫保存較為完好，極具歷史、考古和藝術價值。通過三維影像記錄、環境監測及科學檢測分析，進一步了解壁畫繪制工藝及保存現狀。所使用的科技手段包括拉曼光譜、紅外光譜、X射線衍射分析、離子色譜、掃描電子顯微鏡等。檢測結果表明該墓壁畫不宜原址保存，為下一步壁畫搬遷保護提供了理論依據。銅鏡是古人的日常生活用具，不但有飾面照容的功能，而且還承載著我國傳統的民俗文化，具有較高的文史價值和藝術價值。內鄉縣衙博物館館藏銅鏡多達數十面，本文主要按時代順序，選取館藏中部分有時代特色的銅鏡從造型、紋飾、銘文等方面進行藝術賞析。國是商周時期一個頗有實力和影響的古老方國，但它和文獻中的杞、紀、萊諸國各為獨立族邦，沒有等同關系，不可混為一談。商末周初族的封地距周初的燕國不遠，應該是符合實際的，只是其確切地望還有待今后考古發現進一步證實。族與燕侯有主從關系，實為燕國的附庸。兩周之際，國為避戎禍將都邑遷徙到山東黃縣一帶，而非莒縣北部。雖然前后兩個國在時空上有所不同，但他們同為侯爵，并與周王室保持婚姻關系，若非同一邦族，絕無如此巧合。周朝統治者經略北土，對于國族眾，采取承認爵秩、實行聯姻、屢加獎賞等多種安撫措施，有效地增強了族對周王朝的向心力，使之成為歸服于周并稱臣納貢的異姓諸侯。國臣服周王朝后，與周王朝一直保持密切合作關系，對于維護周人在北土、東土的統治發揮了積極作用。本文對唐代幽州地區佛教與社會的重要研究成果作了整理。分別從唐代幽州地域的佛寺，唐廷在幽州地區的宗教活動，房山石經，幽州地方勢力與佛教，安史之亂、會昌滅佛與幽州地區的佛教，以及唐幽州佛教對遼代佛教的影響幾個方面進行梳理，對相關研究進行評述，并提出一些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利簋銘文分別記載武王征商與成王賜右史利銅兩件史事，由于學界長期以來受"生稱王謚"說的影響，混淆了利簋銘文中的"珷"和"王"兩者的關系，從而將利簋視作武王世作器。文獻資料與青銅器銘文表明，周王從不自稱王，更不會自稱王號；而臣下對周王的稱呼，對先王則稱"謚號"，對時王則但稱"王"，并不存在"生稱王號"的情況。在西周金文中，稱名的體例相當嚴謹，這是因為古代社會中，名分始終是Zui重要的價值取向，周王的名號更是如此。所謂"生稱王謚"諸器的紀年方式，由于是追述先王事跡，銘文紀年必然要考慮先王相對于時王的時空關系，所以不能出現"唯王某年"的格式，目的正是在于避免與時王相混淆。利簋銘文中的"珷"和"王"，系分別指武王和成王。利簋的"辛未"紀日，不會是武王甲子牧野之戰后的第七日，而應屬成王紀時。利的身份應是右史而非有司。利簋銘文記述成王親自對利進行賞賜，所以利簋鑄造的時間更有可能在成王親政以后。


博物館保存的彩繪陶器保存狀況各不相同，而制作工藝、病害程度等因素也影響到彩繪陶器的保護修復效率。以往采用的手工繪圖、測量的記錄方式，可能會對本來已經起翹、酥粉的彩繪層造成損壞。我們通過三維激光掃描技術對需保護修復的彩繪陶質文物進行精密測量，并在數據的基礎上進行測量分析，為提高彩繪陶質文物的保護工作提供了新的途徑。關于仇英《美人春思圖》的主題，一向存在不同的認識。本文從細讀畫面入手，考察畫中人物的身份。通過對比年代稍晚、為丁云鵬所作的類似作品，并結合卷末同代人的題詩來看，畫面中的人物應與現實中的女妓息息相關，故而將此作置于明中期的青樓文化中，對其創作情境作了相關推測。得出結論如下：仇英在繪制此作時，充分借鑒了圖繪洛神的傳統，然又在細節設置上有所不同。從仇英可接觸到的視覺資源來看，這并非是他不清楚洛神應該如何表現所致，而是有意為之。正是種種細節變化所制造出的模糊性，為對畫作主題的不同解讀提供了空間。寺東高聚落遺存位于古圃田澤中的高臺地上，文化遺跡和遺物較豐富，文化層堆積包含了西周晚到春秋、戰國時期，出土的矮三足盤等遺物具有鮮明的鄭文化特色。"引河溝灌大梁"是古代軍事的水攻戰例，也是開封城市生命個周期由盛轉衰的關鍵節點事件，對開封城市發展影響深遠。此次水攻，文獻記載極其簡略，前賢關注不夠。本文在復原大梁城城墻和城門的基礎上，再將王賁"引灌"前后大梁附近河道的變化呈現出來，依此反推出王賁灌大梁城時的引水地點和筑壩方式。本文以考古發現鐵犁遺存為基礎，結合文獻與農學等相關材料，探討了漢代鐵犁形制與壟作法、平翻耕作法、代田法等幾種主要耕作類型之間的關系，以及幾種耕作類型的主要分布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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