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稻河歷史街區的泰州老照片展示廳展出的唐代佛教石經幢，是一件非常珍貴的歷史文物。這件石經幢表面刻有多行文字，字跡非常清晰，筆法渾圓飽滿，屬于書法文物精品。文字內容主要記載唐代佛教經書翻譯家伽梵達摩翻譯的經典《大悲心陀羅尼經》。其中也出現了關于泰州"海陵"的記載，特別還出現了縣令崔魯的記載。這為泰州建城史及地名演變、職官史研究等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歷史價值和學術研究價值。經過仔細辨析、對比碑刻文字，可知泰州在唐代就已經稱為"海陵"。這也符合《舊唐書》中關于泰州"海陵"的文獻記載。這件石經幢的具體來源，為泰州唐代南山寺舊物的可能性非常大。本文首先介紹了御窯遺址出土的明早期葫蘆形窯和中晚期的饅頭形窯，闡明御窯從使用葫蘆形窯轉變到使用饅頭形窯的必然性。并結合出土跡象與文獻，認為宣德至萬歷時期的御窯饅頭形窯皆為前窄后寬式，萬歷中期以后變為前后等寬，變化的過程是在原地不斷由窯尾向窯頭推進。還推算出：明初有官窯2座；宣德時期有官窯58座，包括龍缸大窯32座，青窯6座，色窯、熿窯2座，宣德中期，將16座龍缸大窯改建成青窯；嘉靖、萬歷時期有龍缸大窯16座，熿窯及色窯2座，青窯44座。此外，對窯爐的分工也進行了考證，認為熿窯是烘燒低溫釉的窯爐，而非以往認為的烘彩爐；色窯是燒制高溫顏色釉的窯爐，而非以往認為的是燒造低溫顏色釉的；風火窯是燒造半成品的窯爐，而非以往認為的是諸窯的總稱。彩繪青銅器起源于商代晚期，興盛于東周，漢代逐漸消亡。本次檢測的青銅提鏈壺是河南南陽出土的一件戰國彩繪青銅器。在對其部分綠色顏料進行取樣后，我們對樣本進行了SEM-EDS分析，低倍率圖像顯示樣品的表面較為光滑，且有較大的裂縫，高倍率圖顯示樣品由較小的顆粒緊密結合組成。實驗結果表明，該顏料的制作工藝是將顏料細細研磨后，采用一定的膠結劑混合，再填入青銅器的陰紋之內。根據能譜和紅外光譜的結果顯示，樣品主要成分有可能是硅孔雀石。本文通過對國家博物館藏傳世明人《抗倭圖卷》的解讀，以及與現藏日本的《倭寇圖卷》的對比研究，探討了兩幅畫作的創作背景、內涵及相互關系。論述了明人《抗倭圖卷》為張經所畫，表現的是王江涇戰役這一歷史事件，是一幅寫實的歷史題材繪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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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周與北京文官群體的交往，是關于沈周其人其藝研究中值得注意的現象。作為明中期文壇并積級參與繪畫品評的李東陽，是北京文官群體中具代表性的人物，且與沈周往來頗多。本文從李東陽對沈周繪畫的鑒藏入手，結合存世繪畫作品與文獻記錄，考察交往的建立與收藏途徑、題跋與品評、鑒藏行為與沈周繪畫的互動等細節，試圖厘清以李東陽為代表的明中期北京文官群體對沈周及其繪畫的態度。本文得出結論如下：沈周與北京文官群體的交往，有賴于蘇州籍北京文官的促成，書畫在其中發揮著重要的媒介作用。沈周的繪畫能夠在更廣闊的地域產生需求，與北京文官的持續關注和頻繁的鑒藏活動相關。北京文官的鑒藏行為，曾對沈周的繪畫產生影響，而沈周在繪畫主題與風格上的選擇，也積極地回應并參與到了北京文官的生活和文化空間之中。戰國楚簡中行用甚廣的"廌"字，在新蔡簡中亦有不少文例。這個字在新蔡簡中的特點是所從"虎"頭只是略有虎頭之意而已，應當是戰國文字中"薦"字的異構。它在新蔡簡中有15例之多。新蔡簡中以這個字表示薦席的一例，對于說明"薦"字本義是一個有力的證據。新蔡簡使用薦字多與遲、速字相連用，表示對于薦祭時間的關切。新蔡簡所提到的"薦祭"、"享薦"，皆可從上古時代的禮書中找到相應的影子。曾經收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右策寧州留后朱記"銅印一直被作為五代時期的典型文物，實際上從印文內容看，這種判斷有待重新審視。綜合多方面特征來看，此印應屬于唐代，原因如下：其一，印文中之"右策"可能是右神策軍的簡寫或省稱，雖然這種稱法并不多見，但此印文中之"右策"與多件已出土茶托銘文和銘文磚上的"左策"不約而同地證實唐代左、右神策軍曾經一度簡稱"左策"和"右策"。其二，寧州作為唐代神策軍京西北諸鎮的駐地之一，與神策軍有直接關系。其三，作為官名，"留后"之稱屬于唐代特殊地方官制的產物，而作為憑證，唐代就有把印稱為朱記之先例。這些特征均證明"左策寧州留后朱記"屬于駐地在寧州之神策軍外鎮中留后官印。而備受爭議的、甚至是劣跡斑斑的神策軍在唐朝滅亡后再未重新出現的歷史事實，證明保留許多唐代歷史信息的官印，不可能在右神策軍已經停廢的五代時期行用。誠如是，則"右策寧州留后朱記"作為官印其使用的時代只能是唐代，不可能是其他，因此，我們認為中晚唐時期的斷代較五代之說更符合歷史實際。

九洲池是隋唐宋洛陽宮城內一處重要的池苑建筑，薈萃了唐宋園林建筑藝術的精華，可謂古代園林的杰出。本文根據考古資料，對九洲池遺址進行考古分期，對不同時期九洲池的形狀規模、池岸結構、池底結構、池中島嶼及建筑等園林要素進行歸納。分析九洲池的宮苑布局特點："廣水無山"，平地筑園；多島嶼，九洲池中發現十多處大小不同的島嶼，古典園林的"一池三山"的傳統依然存在，但并不拘泥于"三"這個數目；園林建筑形式多樣，既有長廊建筑，又有亭類建筑，還有殿閣建筑；巧妙應用"尺度設計"；生物配置范圍廣泛，品種豐富。"園囿之廢興，洛陽盛衰之候也"，九洲池始建于隋代，得益于漢魏時期引谷工程而形成的小面積水域，唐代擴大面積，成為舞臺，宋代九洲池面積變小，隨著北宋西京地位的衰落，的九洲池也隨之衰落、廢棄。本文從目前已發表的秦漢時期的印紋硬陶考古資料出發，指出秦漢時期仍是古代印紋硬陶的一個大發展時期，不僅產品數量眾多，而且分布極為廣泛。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將秦漢時期的印紋硬陶劃分為嶺南區、湘贛區、江東區、東南沿海區四個主要的區域類型，初步梳理了各區域類型印紋硬陶的發展演變脈絡及其與當地先秦印紋硬陶的聯系，從器物種類、器形和拍印紋飾諸方面總結了秦漢時期各區域類型印紋硬陶的基本特征，并結合歷史背景就不同區域類型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了探討。14年，在開封新街口萬博時代廣場項目建設過程中采集8~11米深處的瓷器(片)66余件，結合隋唐洛陽城遺址以及當陽峪窯址、鞏義窯址、文集遺址、觀臺窯、禹州鈞窯和扒村窯等遺址內出土的宋元時期瓷器標本進行比對，并參照該批標本出土的地層深度，我們對該批瓷器進行了初步分期，本文扼要介紹部分界定為宋元時期的75件瓷器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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棟脊柄刀始見于商代中期，商代晚期便有了較大發展，西周之后漸衰，多出土于北方的陜西、河南安陽等地，是商周青銅的重要品種。本研究認為，其特殊的脊背外部形態和固柄方式是這種刀Zui為基本的特征，以此特征為主，再參照鋒刃部形態，便可將之分成三型：即"夾脊柄型"、"銎脊柄型"、"夾脊銎脊柄型"，之下可再分成若干個樣"式"，如"有闌無內式"、"卷鋒多銎直刃式"等。本研究還認為，從技術史的角度看，棟脊柄刀應是在本地和周邊諸考古文化，在石質榫凸背刀、石質多孔刀、青銅榫凸背刀、青銅銎首刀等技術因素的影響下逐漸發展和演變出來的。92年9月至1月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鄂爾多斯博物館、烏審旗文物管理所，對內蒙古烏審旗郭家梁村周圍墓葬進行搶救性發掘。共計發掘5座墓葬，其中4座為北魏墓葬，墓葬均為帶有墓道土洞墓。小型墓葬由墓道、甬道、墓室組成，大型墓葬由墓道、過洞、天井、甬道和墓室組成。隨葬品數量不多，以陶器為主，還有銅器、鐵器、料珠、泥錢等。對比墓葬形制和隨葬品，這批發掘的四座墓葬是北魏占領大夏國首都統萬城后遺留的墓葬。雙關是自元雜劇、明清小說流行以來漢語中較常用的一種修辭手法，雙關圖像也在明清以降大量出現。溯及其源，學者往往以"古已有之"不加分別地對一些視覺材料作出雙關圖像的解讀。本文首先界定了包括諧音雙關和語意雙關兩種主要類型在內的雙關圖像的含義；繼而考察其較為明確和廣泛出現的時間脈絡。在確定雙關圖像出現的時間下限(明代中期)的基礎之上，將關注點放在雙關圖像可能出現的宋代。一方面，通過梳理《宣和畫譜》中"三元(猿)"、"馬上封侯(猴)"等今日極為常見的"雙關圖像"個案，剝去今人習以為常的定性，只參考同時代人的命名和議論，討論其在當時是否已普遍出現；另一方面，基于雙關圖像往往表現吉祥寓意這一特性，指出這一時期以圖像表現吉祥寓意的主要方式并非利用雙關。因此，作者認為雙關圖像較為明確和廣泛的出現當在宋元間。塞石主要見于西漢諸侯王陵墓中的大型橫穴式崖洞墓的甬道中。徐州西漢楚王墓中使用的塞石較大。這些塞石主要是從專門的采石場集中開采、加工、驗收，然后將加工好的塞石按一定順序放置到位。甬道中使用的大型塞石是重要的防盜設施，是古代陵墓建造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研究古代手工技術的重要資料。黃家窩舊石器時代遺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鄖縣長嶺經濟開發區(原茶店鎮)黃家窩村七組，該遺址埋藏于漢江右岸二級階地。黃家窩舊石器時代遺址發現的576件石制品有以下特點：古人們從古河床中選取素材打制石器，火成巖中的脈石英是他們Zui喜歡的巖石；他們使用的加工方法主要是硬錘直接打擊法；石器的主要素材是礫石(石核)，類型包括砍砸器、手鎬和手斧等。我們推測黃家窩舊石器時代遺址的時代為更新世晚期，相當于舊石器時代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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