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豫之門》藏品鑒定、出手、上請詳詢組李總監


大同地區出土了8件北魏朝廷頒發給各地太守和護軍的銅虎符。馬衡先生在《北魏虎符跋》一文中簡要地考證了虎符的制作年代和使用情況。本文通過對這批銅虎符銘文的進一步考證，確定它們鑄造和使用的年代應該在北魏太宗明元皇帝拓跋嗣神瑞元年到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燾太平真君九年之間，即公元414年至448年之間。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中有豐富的關于進獻用"玉"的資料，這是舊著錄卜辭所未見的。本文在對這些卜辭簡釋的基礎上，從獻玉場合及性質等方面就殷代的進獻用玉情況進行考察，并進而與后世的"贄見禮"作一對比研究，以加深和拓展對殷代玉禮以及我國古代贄見禮形成的認識。缶方是商代甲骨卜辭所載重要的方國，缶方之缶與匋古為一字。缶方(匋地)不在今晉南的永濟，而應在汾水中游的今文水縣西南1公里的平陶故城一帶。卜辭中與缶方聯系緊密的基方，則位于今晉中市太谷縣東1公里。15年5月鞏義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鞏義市東區發掘24座墓葬，其中M234根據出土墓志記載為唐代大和六年司馬進夫婦合葬墓，墓中出土碾、爐、鍑、盂、執壺、茶盤、盞等，這些器物大部分都能在唐代陸羽所著的《茶經》記載中找到原型。此次發掘出土的茶具系列，為國內首次出土時代明確的組合茶器，較為地反映了唐代茶文化中從碾茶、煮茶、分茶到飲茶的過程，為研究唐代茶文化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通過對雙王城遺址所出部分白色鈣質遺物進行X射線衍射、鍶同位素、氧碳同位素等分析，可認識鹵水來源、成鹽溫度等與制鹽工藝相關的問題，遺址中大量出現的鈣鎂碳酸鹽則可以作為判斷鹽業遺址的化學證據，以此了解商周時期萊州灣沿海鹽業遺址制鹽工藝的流程。9年，中美科研機構合作進行了"遼寧紅山文化社區項目"季田野調查。采取系統性全覆蓋徒步方法，對大凌河上游地區進行了考古調查，推算出調查區域內紅山文化時期人口規模與分布特征，對該地區社區發展情況與內在動力等問題進行了系統研究。5年，在洛陽市西工區發掘一座未被盜擾的春秋時期墓葬(M8832)。墓葬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葬具為兩棺一槨。出土了較多青銅器、玉器等，包括銅鼎8件，其中列鼎為5件，推測墓主人應是較的貴族。此墓的發掘，為研究東周時期的墓葬形制、葬俗、隨葬品組合等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謝家橋一號漢墓告地策中的"郎中"，不是指主持墓主葬儀職務之人，而可能是指墓主"恚"的"昌"的官職或籍貫。其中的"虒"，應當是江陵縣丞的名字。


武丁卜辭記載某年十二月己亥商王任命"小籍臣"，次日庚子王往"觀籍"。依據相關文獻記載可知這是立春登觀臺并舉行籍田禮的重要活動。根據武丁在位的年代范圍和立春干支等限制條件，可以認定此次"觀籍"發生在武丁元年，即公元前125年。這一結論印證了《夏商周斷代工程》關于武丁年表的正確性，證明了卜辭月食斷代的可靠性，也為殷墟甲骨文斷代提供了一個年代支撐。作者曾撰《殷墟王陵區人祭坑與卜辭所見"羌祭"及"殺牲法"研究》一文(載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學報》，213年9月)，討論殷墟王陵區祭祀坑與殷墟甲骨文中屢屢提到的"伐羌"、"用羌"卜辭間的關系。文章發表后，作者組織力量對文章涉及到的部分殷墟王陵區人祭坑實施重新發掘。結果表明，殷墟人祭坑中的人骨個體數，與甲骨文中羌祭卜辭中的用羌數量確有顯著相關性。焦作市文物工作隊、沁陽市文物工作隊聯合對沁陽市城區南外環路一座宋代墓葬，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清理，出土了醬釉瓷罐、骨、銅鏡、銀耳勺、錢幣等隨葬器物，為研究北宋時期沁陽地區的經濟、社會狀況以及葬俗葬制，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娘娘寨遺址二里頭文化遺存分期是依據鄭州地區典型二里頭文化遺址主要陶器分期而進行的。參照該分期圖，將娘娘寨遺址二里頭文化遺存分為三期，分別相當于鄭州地區二里頭文化的四期。娘娘寨遺址緊鄰姑二里頭文化城址，二者文化面貌基本相同，推測姑城址應為夏王朝東境顧國都城，娘娘寨遺址為顧國都城附近一處較重要的聚落遺址。清代誥命與敕命封贈文書是一種特定的文書形式，是皇帝施恩臣下的榮典。清代誥命與敕命有著嚴格的區分，其五品以上者頒用誥命，六品以下者賜用敕命，而無論誥命與敕命都使官員實現了官員誥封父母與妻室的夢想。清代誥命與敕命封贈文書有著特定的規制，首先是其申請流程及請封期限，由王公、大臣請旨或捐封，待皇帝批準后，交由內閣繕寫下發。其次是誥命與敕命的文書形式及所用材質，按照品級用不同軸頭材料及絲綢書寫，句式也按相應品級有所變換。再次是誥命與敕命封贈級別、輩數及相應的規定，對誥封祖父母、父母、妻室都有著相應的定制，體現著嚴格的封建等級制度。Zui后是誥命與敕命封贈對象，包括官員自身、祖父母、父母、妻室及藩屬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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