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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對博愛縣月山寺三塊殘碑的拼合、拓制和細讀，可知此新發現石碑為清初順治年間的大學士薛所蘊題詩、康熙年間刻石的詩碑。碑文記載了月山寺在順治年間為里甲徭役所累、日漸頹廢的情形，與薛所蘊《澹友軒文集》中《河內孫侯除豁明月山里甲記》一文對讀，即可發現薛所蘊實為振興月山寺的功臣。"諏日"又稱"諏吉"，是古代選擇吉日的一種方術。其發源莫知其涯。甲骨文中有諏日卜辭，學界對此業已達成共識，但對諏日產生的具體時代尚有分歧。有人認為武丁時代無諏日，諏日觀念產生于廩辛、康丁時期；有學者主張武丁時代不僅諏日，且"已有日書之實"。本文贊成武丁時代諏日說，并論證了"出入、田獵、征伐"三種典型旅行諏日卜辭，指出商代諏日不分剛、柔，載籍所謂外事"剛日"、內事"柔日"完全是周人的觀念。本文不認為商代有"日書"，因為殷商和西周時代的諏日沒有脫離龜卜筮占而獨立存在，"日書"產生的前提條件尚不具備。7年8月，博物館開始在原"史陳列"的基礎上修改"黨史陳列"。此后，"黨史陳列"經過數次修改，反復審查，歷時9年多，于1979年1月1日正式開放。年，博物館又對"黨史陳列"進行了充實和修改，直至1988年1月結束開放。梳理"黨史陳列"的修改過程，總結其經驗和教訓，對目前博物館工作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位于鶴壁市東南約4公里的后營墓群，規模龐大，時間跨度長。這類大型墓葬區作為城市布局的有機部分，是尋找城邑的有效線索。比照后營墓群的年代、特點、地理位置，再加之相關學者對于趙都中牟的王陵區認定的佐證，推斷后營墓地應是趙都中牟的平民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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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近代以來，日本在對外滲透及侵略的過程中，曾派出大量間諜潛入各地進行活動。他們打著旅行考察的幌子，廣泛搜集各類情報。特別是九一八事變前后，許多間諜依托"滿鐵"為靠山，通過攝影及發行刊物的方式，不遺余力地向其國民介紹的情況，并且在扭曲歷史觀的驅使下鼓吹侵華輿論。島崎役治及其發行的《亞細亞大觀》便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從1924到1942年間，日本攝影師島崎役治以其創辦的刊物為陣地，以旅行考察為掩護，潛入各地進行實地拍攝，足跡幾乎囊括了所有省份。而其拍攝的內容，則涵蓋了人文、地理、經濟、軍事等方面。盡管從純攝影的角度而言，島崎役治所拍攝的照片藝術性并不高，但所包含的信息卻極為豐富，具有很高的情報價值。通過對這些照片的內容進行分析，不難看出，它們從各個角度充分暴露出當時日本覬覦的險惡野心。也正是得益于島崎役治這類間諜不遺余力的情報搜集活動，日本才能在后來侵略的過程中一步步實現其野心。各省都督府代表會是辛亥時獨立各省為組建統一而成立的權力機構。它由江浙立憲派與上海都督陳其美共同發起于上海，后隨時勢變化而輾轉武漢、南京。同盟會與立憲派是各省都督府代表會中占主導地位的兩大派別，由于軍事形勢的變化而使重心從武漢轉向南京后，他們結成聯盟，選舉黃興為大元帥，向代行元首的黎元洪發起挑戰，雖然未獲完全成功，但嚴重削弱了黎的地位。孫中山歸來使同盟會與立憲派的聯盟占據壓倒優勢，順利當選臨時大。呂師孟是南宋晚期的"呂氏軍事集團"的成員之一。身為被文天祥點名斥責過的南宋降臣，呂氏家族入元后的處境頗為尷尬，傳世文獻中的資料甚少。年出土于蘇州的呂師孟墓志銘，完整記載了墓主的生平、宦跡及姻親狀況及其入元以后的發展軌跡，可補傳世文獻之不足。墓志銘顯示，呂師孟為呂文福而非呂文德之子。入元以后，呂師孟除了與南方故交繼續交往外，還與北方的大官僚和士人建立起新的關系。呂氏在文天祥的文集和墓志銘中的形象迥異，蓋由文獻性質和作者立場所決定。同時，該墓志銘記載了南宋駙馬楊鎮的家庭信息，亦不見于傳世文獻。墓志作者為宋元之際的詩人方回。該文不見于方回的傳世文集，《全元文》也未曾收錄，是一篇珍貴的佚文，也是研究方回交游狀況的重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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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物理勘探技術能夠快速、無損地對地下遺跡現象進行、定型、定量或定性分析，引導我們對重點電磁信號異常區所反映出的疑似跡象進行人工鉆探確認。這不但大大節省了考古調查的時間和經費，還使以后的考古發掘工作更具有針對性。濮陽市戚城遺址是龍山文化、東周、漢代三城依次疊壓的重要古城址，具有很高的史學、考古學研究價值，通過地球物理勘探技術在該遺址的應用，印證、發現了一些已知和未知的文物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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