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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江陵張家山西漢墓葬出土的竹簡《算數書》中記載了古代糧食計量的方法，經驗證具有較強的科學性。結合此方法，可以對洛陽地區勘探發掘的戰國、隋唐時期的官倉儲糧規模有一個比較直觀的認識。其中，戰國糧倉發現74座糧窖，大約可儲粟米2514萬公斤，約合當時83.8萬石；隋回洛倉有7余座窖，大約可儲粟米2.72億公斤，約合當時784.9萬石；隋子羅倉記載共有6余座糧窖，大約可容48萬石糧食，約合今1267.2萬公斤；唐含嘉倉天寶八年(749年)時儲糧達583.34萬石，約合今1.54億公斤，幾乎占據了全國糧庫儲糧的一半，其倉窖數量應在4座以上；唐常平倉發現了32座倉窖，可儲存糧食約8.6萬石，合今2127.84萬公斤。對這些官倉儲糧量的研究，既可以加深對糧倉規模的認識，還可以對當時國家的農業經濟狀況有比較直觀的了解。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十一月，太武帝在結束對河北諸州的巡視后西返平城，行軍至徐水河谷時即興演示神射技藝。《水經注》記載定州地方為紀念此一事件而在徐水岸邊立有三碑，可是此碑的拓片直至間始為學界所知，至于立碑地點及各碑的具體情況則迄無確切信息。經過22年、29年和21年的多次調查，現在可以確知三碑中兩碑的立碑地點，即河北易縣狼牙山鎮口頭村東側漕河(古徐水)河谷。調查中也獲得了東巡碑的碑座和碑身殘石，為研究東巡碑提供了新的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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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以陶器為主要視角的比較研究，推斷干溝子遺存的出現是戰國晚期柳庭洞文化分裂的結果。除此之外，黃魚圈珠山M1類型遺存與圖們江流域的團結文化也是柳庭洞文化的繼承者。干溝子積石墓的形態應當源于旅大地區，其在鴨綠江中游地區的出現與以趙地漢人為代表的人群從旅大地區向北遷徙密切相關。本文通過對商周時期鑄銅遺址內發現的各類遺跡現象特征的總結，對可能與鑄型制作、熔銅、澆鑄和修整等環節相關的遺跡進行討論，主要包括工作間與工作面類遺存、坑狀與溝狀堆積和窯爐類遺跡。通過分析，認為長方形單間或者雙間的房址是手工業作坊中常見的一種房屋形式。工作面通常經過比較精心的鋪墊和處理，使其堅實、平整以利于工作，常見銅銹、銅渣或者陶范等不同工作環節遺留下來的遺物，且由于長時間工作，往往經過多次的重新鋪設或修整。土柱和凹窩兩類遺跡可能與坩堝的放置有關。烘范窯中，或火塘與窯室無明顯區分，或無專門挖設的火塘，與同時期常見的陶窯結構不同，很可能與烘范和燒陶對溫度的要求不同有關。陜西歷史博物館和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聯合發掘唐代韓休壁畫墓，墓內壁畫保存較為完好，極具歷史、考古和藝術價值。通過三維影像記錄、環境監測及科學檢測分析，進一步了解壁畫繪制工藝及保存現狀。所使用的科技手段包括拉曼光譜、紅外光譜、X射線衍射分析、離子色譜、掃描電子顯微鏡等。檢測結果表明該墓壁畫不宜原址保存，為下一步壁畫搬遷保護提供了理論依據。

龍山時代是文明起源的關鍵時期，在以往有關中華文明起源過程的宏觀思考中，來自北方的作用始終受到相對忽視。近年來，石峁、碧村等新的考古發現表明龍山時代的北方社會表現出高度的發達，其對處于中原腹地的陶寺等重要遺址產生深遠影響。本文主要通過河套與晉南兩地出土陶器、玉器及葬俗等方面的比較分析，旨在說明兩者之間的互動交流，及兩者在中華文明起源過程中的共同作用。本文通過對新見三枚明末李自成農民軍印章資料的討論，知曉大順政權在政權建設時，不僅設置了大量的地方行政職官，同時也設置了不少學官等輔助性質的職官。在整理目前所見李自成遺印的基礎上，重點討論了李自成農民軍印章的用字問題和該農民軍在巴蜀地區的活動，并糾正了文獻中有關用印制度的錯誤記載。文中指出印章因避李自成名字之諱，禁止"印"字入印，而改為"契、信、符、記"等專稱，成為其一大特色。從現存的李自成遺印實物情況看，明末大順農民軍在巴蜀地區也一度控制了不少地方，而并非傳統上認為巴蜀地區完全為張獻忠農民軍的勢力范圍，可補相關歷史記載之缺遺。二里頭文化的設防聚落存在寬度為5米左右和1米左右或以上的兩種環濠。寬度在5米左右的窄環濠是二里頭時代特色的防御設施，一般存在于聚落內部，是社會上層與其他社會階層之間的居住界限。寬度在1米左右或以上的寬環濠則是龍山時代遺留的舊傳統，一般存在于聚落外部。環濠是二里頭時代特色的聚落防御設施，遍布于二里頭文化的分布區，是二里頭文化設防聚落的主要防御設施；城墻與環濠的組合是龍山時代的傳統防御設施，往往出現于廣域王權國家的軍事前沿地區。

《左傳》等傳世文獻中記載有大量薳( )氏家族的信息，南陽浙川發現有 氏家族墓葬，楚簡等出土文獻中還包含有 氏家族及速氏(學界以為即薳氏)家族的信息。結合傳世文獻及出土文獻，并運用考古出土材料和業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對上述幾大家族作重新認識和考察，可以發現，春秋時薳( )氏家族在楚國的地位很顯赫，至戰國時開始衰敗。傳世文獻可見，薳氏即 氏。薳與 ，作為邑是不同的地名，在金文及楚簡中， 地即 地。薳與 ，作氏稱可互通。作氏稱時，在金文及楚簡中薳另作 ； 則另作 ( )、 。洛陽出土的唐三彩，以往大多見于唐墓之中，隋唐洛陽城遺址發表的三彩出土資料較少。本文以新出版的考古發掘報告為基礎，對該城址宮城、皇城、外郭城發現的具有典型意義的唐三彩，與洛陽唐墓出土的同類器物進行了比較，并總結出隋唐洛陽城遺址出土唐三彩的特點。7年1月至28年5月，鄭州大史學院等單位對溫縣徐堡遺址進行了第二次發掘，清理了9座兩周時期的墓葬，出土有陶器、玉器、貝飾等，為該地區兩周時期墓葬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本文主要討論河南上蔡郭莊王金鼎1號春秋楚墓出土有兒簋銘文中"洹"字讀法及相關問題。簋之時代，從其銘文字體和有關辭例，同出銅器、陶器等看，似以定在春秋晚期前段為宜，而非春秋早期。從文字學的角度來看，目前所見兩周金文中"桓"字，或寫作" "、" "，而未見有寫作"洹"者。相反，金文和楚簡中卻有"宣"寫作"洹"的例證。因此，將"洹"讀作"桓"，謂"陳洹公"即"陳桓公"，不當，應讀為"宣"，"陳洹公"即"陳宣公"。由此可對洹子孟姜壺"洹"字的讀法重新加以審視。以往多讀"洹"為"桓"，謂"洹子"即《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的"田桓子"。據簋銘及清華簡《系年》等新出材料來看，壺銘的"洹"應即"宣"，"洹子"即"宣子"，而非傳統認為的"桓子"。倉儲建筑既是古代先民囤積物質的重要設施，也是個體家庭乃至整個國家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關于該類遺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建筑史、建筑技術、儲存物資類別、管理制度等方面，尤其側重于秦漢以降有明確文獻記載的具體倉儲遺存研究，對于商周時期大型倉儲建筑遺存的綜合研究較為匱乏。本文以考古發掘資料為基礎，結合前人關于此類課題的研究成果，分析目前所發現的商周時期大型倉儲遺存的形制類別，進一步探討各類倉儲建筑的功能用途、性質作用，希冀為研究古代倉儲建筑的演變以及復原商周社會歷史提供資料。為配合南水北調中線受水區配套工程的建設，213年4月至7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新鄉魯堡墓地進行了考古發掘，發掘面積18平方米，清理墓葬59座。本文對此次發掘的龍山文化末期及戰國墓葬進行介紹。13年2月—3月，徐州博物館為配合鄭徐客運專線工程建設，對線路經過的荊山漢墓群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共計發掘漢代墓葬13座。墓葬形制有石坑豎穴墓和石坑豎穴洞室墓兩種類型，是徐州地區西漢中小型漢墓的常見形制。出土文物2余件(組)。徐州荊山漢墓群的發掘對研究西漢時期徐州地區中小型漢墓的發展演變規律、葬制、葬俗以及物質文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5年11月，武漢大史學院等單位以湖北石首走馬嶺遺址為中心展開了區域系統調查，在陳浩崗遺址采集到了大量陶片。16年武漢大史學院再次對陳浩崗進行了調查，并聯合石首市博物館進行了搶救性試掘。通過本次調查與試掘，獲取了較多的陶器和石器。遺存文化內涵主要屬屈家嶺上層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范疇。1年7月，在南陽市張衡路豐源小區工地，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漢代畫像石墓一座，該墓破壞嚴重，僅保存有畫像16幅，該墓葬的發掘為豫西南地區漢文化以及古代石刻藝術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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