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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布時間: 2024-03-28 09:22 更新時間: 2024-11-05 07:30
      為檢測后母戊鼎的腐蝕狀況,利用X射線衍射(XRD)和激光顯微拉曼光譜(LR)分析方法,選取該鼎西南足(以有銘文面為北)的腐蝕產物進行物相分析。結果表明:該鼎足腐蝕產物的主要物相組成為氯銅礦、副氯銅礦和赤銅礦等。氯銅礦和副氯銅礦作為青銅有害銹的主要構成物,在條件適宜的情況下呈現發展和擴散迅速的特性。建議對該鼎及時進行保護處理,或干燥密閉存放。本次分析結果可為保護工作的實施提供依據。象紋青銅器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裝飾風格別致,主要在簋、鬲、壺等幾類固定的器形上出現,且出土地域較為集中。本文在象紋青銅器類型學分析的基礎上,試對其進行分期、分區研究,并探討象紋裝飾銅器的起源、發展及其衰落的原因,同時對青銅器裝飾象紋的思想內涵作以探討。本文主要是對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文物保護項目——河南禹州楊莊墓地發現的一座漢代帶有弧形斜坡墓道的洞室墓(M1)的報道。通過與鄰近墓地與之墓葬形制相似的墓葬的詳細對比,進而揭示出這種特殊墓葬形制的發展演變關系。而有關這種弧形斜坡墓道的成因,結合墓葬本身所處的地理環境,也提出了相應的觀點。另外,對墓道夯土墻的用途也進行了簡單闡釋。大英博物館收藏有一組東漢六博釉陶俑,較少引起學者的關注。本文以河南靈寶張灣東漢墓M3出土的六博釉陶俑作為標準器,將與其題材相同、形制近似的大英藏六博俑相對年代定在東漢中期,即公元2世紀上半葉。根據大英藏品所顯示出的"弘農作風",推測其出土地點應在漢弘農郡范圍內,即今隴海鐵路三門峽至潼關段附近。這一組六博俑的出土時間,有可能在1913至1931年修筑洛潼鐵路的時間段內。在此基礎上,還對目前已發現的兩漢博戲俑資料進行了梳理,分為博局俑與六博俑兩種類型,前者見于西漢墓,后者大多出土于東漢墓,并對六博俑出現于東漢墓葬中的原因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分析。大英藏六博俑具有學術和藝術雙重價值,為研究漢代六博的形制演變、漢代社會生活史及雕塑史提供了實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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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主要討論河南上蔡郭莊王金鼎1號春秋楚墓出土有兒簋銘文中"洹"字讀法及相關問題。簋之時代,從其銘文字體和有關辭例,同出銅器、陶器等看,似以定在春秋晚期前段為宜,而非春秋早期。從文字學的角度來看,目前所見兩周金文中"桓"字,或寫作" "、" ",而未見有寫作"洹"者。相反,金文和楚簡中卻有"宣"寫作"洹"的例證。因此,將"洹"讀作"桓",謂"陳洹公"即"陳桓公",不當,應讀為"宣","陳洹公"即"陳宣公"。由此可對洹子孟姜壺"洹"字的讀法重新加以審視。以往多讀"洹"為"桓",謂"洹子"即《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的"田桓子"。據簋銘及清華簡《系年》等新出材料來看,壺銘的"洹"應即"宣","洹子"即"宣子",而非傳統認為的"桓子"。南陽市三杰房地產公司住宅小區M49為西漢晚期墓,形制為雙凸字形豎穴土坑墓,由雙墓道和東西兩室組成。墓中出土大量的青銅器和原始瓷器,為研究南陽漢墓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司馬融墓志記載了其部分世系和其本人在西魏、北周和隋代的仕宦經歷,為了解三國時期司馬家族的歷史增添了實物資料,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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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綴合而來的新材料對甲骨卜辭的研究意義重大,這是學界公論。文中的兩則綴合,分別在田獵、氣象兩方面為甲骨文研究提供了新信息。則是《美國所藏甲骨錄》484與《甲骨文合集》27898的綴合。綴合后,得出了"斿犬師"的完整稱謂,由此可知名字為"師"的犬官是"斿"地之犬官;而且從卜辭內容看,其與《合集》28799應當是商王在連續幾天里田獵活動的占卜記錄?!睹啦亍?84在以往研究中不被學者重視,但其內容重要,不可小覷,對于研究殷商的田獵地名、田獵地距離以及地名結構,都有所幫助。第二則是《甲骨文合集補編》4393與《甲骨文錄》136的綴合。綴合以后,首次出現"啟既"的辭例,與以往卜辭用"既"和"雨"組合而成的短語表示祈求雨天結束的氣象用語不同,可豐富卜辭關于氣象語言習慣的研究。唐宋墓葬中出土有一種陀羅尼經咒,它往往以特殊的佩戴方式與死者伴出。通過對考古出土的這類材料進行綜合研究,認為其與唐宋時期持明密教在中土的流行有關,同時也與傳統文化中的咒術、避邪等方術相互結合,形成唐宋之際民間信仰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6年,在本溪縣新城子村發掘了16座蓋石石棺墓。墓室均以石塊或石板壘砌,墓頂蓋石為整塊大石板。墓中未見人骨,僅1座出有人牙。各墓隨葬品均較少,種類有陶壺、罐及石斧、鏟、紡輪等。這類墓葬屬于廣義的"石棚"類遺存,年代大體為西周晚期至春秋時期。同類遺存廣泛分布于遼東北部地區。6~27年,對新疆巴里坤縣東黑溝遺址進行發掘,清理石筑高臺1座、石圍居址4座、墓葬12座。高臺的主要遺跡為2個使用面。墓葬均有圓形石封堆,有的有人牲和殉牲。出土陶、石、骨、銅質遺物和金銀飾品等。墓葬年代約為西漢前期。東黑溝遺址的發掘,對游牧文化聚落遺址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6年對灰嘴遺址進行第四次發掘。發掘情況顯示,該遺址在仰韶文化時期生產石器的規模很小,原料多是采自附近瀏澗河的河卵石,這與龍山和二里頭文化時期主要用采自嵩山的鮞狀白云巖、以生產石鏟為目的的專業石器加工業形成鮮明對比,表明后兩者的社會形態可能發生了某種不同于仰韶時代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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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樹是漢魏時期流行于西北和西南地區的陪葬明器。本文依據"柱銖"榜題和"搖錢樹"的直觀形象,認為將"搖錢樹"定名為"錢樹"較合理。并試從外觀形態、文化淵源、文化內涵等方面對漢魏錢樹進行探討。據可靠史料,唐代畫家已經在詩歌意象的啟發下意識到了"繪畫意象"問題,并繼而引發了畫家于創作實踐中對繪畫技法語言的"寫意"性嘗試。這種早期的"寫意畫",表現為試圖在水墨語言層面上不斷契合"意"與"象"的努力。晚唐孫位《高逸圖》的某些山石描繪即是標識唐代繪畫觀念過渡的一個典型案例。晚唐五代之交的荊浩與稍后的董源等畫家則進一步將這種意、象合一的探索導向深入,并在創作實踐上使其更具規模,其影響貫穿五代及北宋。這一時期水墨畫發展Zui為重要的事件就是畫家自覺地立足于"心源"角度對物象進行裁汰和概括,從而成功地打通了"心"、"象"一體的水墨畫內在理路,并將其訴諸一系列的筆墨符號語言??梢哉f,到了五代時期,水墨畫的筆墨形式與內在心象已經高度契合,為后世水墨畫史的風格流變與觀念變遷確立了基調。12年現世的渥巴錫、策伯克多爾濟、功格、懇澤畫像以及迄今尚未現世的舍楞、默們圖、沙喇扣肯、雅蘭丕勒、德勒德什、達木拜扎勒桑畫像,均系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下旬清宮西洋畫家艾啟蒙在避暑山莊繪制。策伯克多爾濟為渥巴錫的堂侄而非其婿,且年長于渥巴錫。布彥楚克、策伯克扎布、奇里布、諾海、蒙滾畫像以及迄今尚未現世的巴木巴爾畫像,則是乾隆三十七年秋首次到熱河瞻覲時所繪,是否艾啟蒙繪制,尚難定論。布彥楚克畫像將其封爵題為"和碩特貝勒"屬錯誤,應為"和碩特貝子"。阿喇克巴畫像當系乾隆四十七年秋首次到熱河瞻覲時所繪,艾啟蒙決非其繪制者。12年現世的渥巴錫等十人畫像,既與乾隆三十六年艾啟蒙所繪福隆安等"臉像八幅"無關,也不完全等同于艾啟蒙同年所繪渥巴錫等"臉像十幅"。黔中地區魏晉南朝時期的考古遺存主要分布在清鎮、平壩和安順,其墓葬的形制和隨葬品,對當地兩漢時期漢移民遺存有明顯的承襲,也有很大的發展變化,反映了漢移民與內地保持不斷聯系的同時,又在追求本土化的發展。這種繼承與發展實質上是兩漢以來漢移民社會文化在與土著及內地的不斷交往中的順應性發展。本文通過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的相互印證和考釋,認為目前發現的漢式遺存屬于牂牁大姓興起過程中的產物。這時期牂牁郡沒有發生重大的軍事戰爭、紛爭和社會離亂,與內地王朝和漢文化始終保持密切聯系,社會長期穩定發展。以謝氏為代表的牂牁大姓推動著牂牁向東、北、南轉移發展,這使得這時期的牂牁郡具有了新的內涵和意義。隋唐時期的牂牁大姓正是在這樣的漫長演變發展中形成的。13年11月至214年3月,由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組成的揚州唐城考古工作隊,在揚州南宋寶祐城西城門西側清理出始建于南宋時期的擋水壩遺跡;在發掘區第3層,出土一定數量且較為完整的陶瓷器,為研究宋代以來揚州陶瓷貿易情況提供了重要資料。出土陶瓷器以兩宋時期為主,少量唐代及元明時期產品,所涉及窯口主要有吉州窯、建窯、景德鎮窯、龍泉窯等。本文根據出土陶瓷器的器形特征、裝飾手法、釉、胎等,進行分型分式總結描述,以揭示宋代以來揚州城瓷器使用情況以及與周邊窯口的關系。出土文物表明,宋代以來揚州與周邊地區陶瓷貿易仍在持續,也從側面說明我國陶瓷貿易至宋元進入大發展時期,江西、浙江、福建等地的陶瓷產品不斷向周邊乃至更遠地區輸出。邾國故城遺址位于山東鄒城市嶧山鎮紀王城村周圍,是東周時期邾國的都城和秦漢至兩晉時期的鄒縣(騶縣)縣治,作為都城和縣城使用的時間長達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東大史文化學院等對該遺址進行發掘時,在一眼西漢水井(J3)內出土了8件新莽時期的銅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權4件、詔版2件和貨版1件。每件銅器都有銘文,顯示可能鑄造于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銘文內容與文獻記載的新莽改制有關。為了充分論證這批銅器的學術價值,山東大史文化學院和文化遺產研究院在9月2日舉辦了專家座談會,與會學者對這批銅器的銘文內容、制作與使用情況,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歷史評價和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專家們一致認為,這批新莽銅器是迄今為止首次經過科學發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發現數量和種類Zui多的漢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較完好,銘文字數多,透露的歷史信息豐富而重要,為研究西漢末年王莽代漢并實行貨幣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歷史事件,以及我國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都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另外,這批銅器出自邾國故城遺址的宮殿區"皇臺"之上,證明"皇臺"范圍內應存在漢代官署區,這對研究遺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義,也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線索。在此次專家座談會成果的基礎上,本刊約請與會學者對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進一步加以研究,從不同角度闡釋其重要的學術價值?,F將初步的研究收獲予以發表,希望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也期待相關研究的繼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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