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時期，無論從文獻記載還是從考古發掘來看，墓植柏樹與墓葬用柏現象十分突出。究其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柏木本身的特性及其所引申出來的文化內涵為其盛行奠定了基礎；二是，漢代本身獨特的文化元素與之融合，互為促進，主要表現為尊親忠孝的儒家思想、尊君一統的社會秩序、視死如生的厚葬之風。8年8月～12月，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鄭州市老墳崗區域發掘了一處仰韶文化-商代遺址。其中發掘的商代遺存中有文化層、灰坑和一段鄭州商城的外夯土墻基；出土遺物數量不多，但種類較為豐富，時代為商代二里崗期，多數屬于二里崗下層較早階段；在一些陶器的特征上可以看出有商文化輝衛型、盤龍城型等文化因素。發現的夯土墻基為了解鄭州商城外夯土墻的分布與走向提供了新的材料。"自然科學"副刊是抗戰時期重慶《新華日報》的重要副刊，是為適應抗戰形勢，在一些自然科學家和讀者要求下設立的。創刊目的主要是為滿足抗戰建國的需要，主要內容既包括自然科學的一些基本知識，也涉及社會問題。這一副刊存在時間不長，但卻具有一定影響，對抗戰做出了不少貢獻。其?？瘎t是各種因素促成的。7年國家博物館正式開展年鑒編纂工作，至今已出版了五個年度的年鑒。根據作者的經驗，編纂實踐重點把握三個要點：以發展統領年鑒；通過設置多種，體現記述重點突出的特點；在實事求是原則的基礎上，注重內容與形式的統注重各年鑒間風格上的一致性。在上述編纂實踐中，作者對博物館年鑒的特點、應遵循的基本原則、規范化問題、校對工作等方面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理論思考與總結。水陸畫是以圖像遺存為特點的物質文化遺產，其中蘊含著涉及歷史、民俗、宗教、藝術等方面豐富的信息，如果以"圖像學"研究方法入手，深入發掘水陸畫的各種文化內涵，使之不僅成為藝術史、美術史的研究素材，而且更可能成為歷史學、民俗學、宗教史，乃至整個文化史研究的經例。遼寧一些清代建筑琉璃構件釉面有輕微的乳濁感，能量色散X射線熒光譜儀(EDXRF)測試結果表明釉料中含有錫元素，氧化錫含量可達3.67%；在掃描電鏡(SEM-EDS)下觀察到釉層中存在大量富含錫的晶體顆粒，其大小一般小于1μm；激光拉曼光譜(Raman)分析表明錫在釉中以氧化錫物相存在，未見鉛錫黃物相。本文在實驗分析的基礎上結合文獻記載，對遼寧清代琉璃乳濁釉中氧化錫的功能和來源進行了初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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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刻是民間資料寶庫。地處中原的河南，清代碑刻數量龐大，應用廣泛，形式多樣，內容豐富，上自朝廷大政，下至風土民情，自然的、社會的，官方的、民間的，無所不有。它以當時、當地、當事人記當時當地之事，可信度大，具有很高的學術文化價值。由于散存在各地城鄉，從未有人進行系統地收集整理，其中多數至今仍鮮為人知。收集整理這些碑刻，可為研究清代河南地方社會以及清代社會提供豐富而珍貴的資料，文物、藝術與收藏者也能從中獲得諸多有益的東西。枕除了用以支頭睡眠的功能外，在特定條件下，又可用作新婚枕、鎮宅枕、兒童枕、禮品枕、枕、尸枕等。陶瓷枕有三彩、絞胎、花卉、詩詞書法、山水人物、動物等多種裝飾技法及圖案。河南漢畫像石題材豐富、分類眾多，不僅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和精神內涵，而且具有重要的思想、歷史、藝術和考古價值。就其藝術精神來說，它具有豪放樂觀、靈動飛揚、勇于開拓的進取精神，宏闊雄渾、豁達博大的開放精神以及氣勢恢弘、威猛昂揚的尚武精神。

晚商時期商文化進入海岱地區至少通過兩條通道，其一由古黃河、古濟水、古泗水溝通中原與海岱進而連通至江淮中下游地區，可稱為水路。另一通道大體是商末征人方路線。通道主要功用很可能是為了控制魯北的海鹽及保障長江下游地區的銅錫原料的北運。生活在兩宋交替之際的畫家江參是江南山水畫派重要傳人。南宋鄧椿《畫繼》贊其"筆墨學董源而豪放過之"，將其與蘇軾、李公麟、米芾等同列"軒冕才賢、巖穴上士"之序。江參曾受到宋高宗趙構的特意召見，卻不幸于覲見前夕意外身故。元、明、清以來，江參的藝術影響經久不息，但有關其身世的文獻史料卻與時俱減，所以關于他的里籍、生卒年、生平等一直困擾著繪畫史學界。筆者通過研究與江參生前有過密切交往的歷史人物資料，以宋人程俱《北山小集》中撰述的《江器博墓志銘》為突破口，從"程俱與江參其他友朋之間的關聯事略""程俱與江參江器博之間的關聯事略""程俱與江參岳父彥楚之間的關聯事略"三個歷史維度，系統梳理了程俱等一批歷史人物與江參的生活聯系及藝術淵源，揭示出江器博與江參的父子關系、王彥楚與江參的翁婿關系以及程俱與江參的世交關系，從而確證江參里籍為浙江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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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尊、疑卣兩器為周成王晚期器，二器同銘，其銘文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卜噩侯"涉及到西周王朝于成王晚期時建噩侯之事。此事亦能反映出周初建"侯"制度的某些規制。周人建"侯"并選其駐地，也要通過占卜而確定下來，"侯"的任命權與防區的劃定直接歸屬王朝。早期的噩侯在今湖北隨州安居鎮羊子山附近，說明周人很早便擴張到漢東地區并建"侯"加以守衛。"宋伯"一稱，在殷墟甲骨卜辭中便已出現，然此器銘所指應與殷商時期的不同，其人應是首位宋邦邦君宋公稽，出身于屬殷遺的微氏家族。宋邦所在的位置亦屬西周王朝的邊域地帶，其地直接面對淮水下游偏北的淮夷，是為周人把守東南門戶的諸據點之一。然以目前所知材料，宋邦邦君未有西周王朝之"侯"職。這表明不是所有邊域的邦君皆是"侯"，具有邦君地位的貴族未必均獲授予王朝的"侯"職。商周時期出現一種造型獨特的器物，因在其內多發現有不同顏色的顏料，學界多稱為"調色器"，質地分別為青銅質、陶質、玉石質和蚌質四種。經多方考證，本文認為此類器物主要用于盛裝不同顏色的顏料，稱其為盛色器更為合適。成周是西周時期的東都。本文結合考古材料、金文資料及古文獻記載，對西周成周營建的具體過程進行論述。西周時期，武王、成王分別營建成周，首先需要考察地形并選址。武王曾在伊洛河流域考察地形并決定在嵩山附近建立成周，具體在今洛陽漢魏故城一帶，考古發掘也為此提供了證據。成王曾派召公在洛水之北、邙山之南考察地形并決定在瀍河流域建立成周。近些年的考古發現證明，成王之世營建的成周就在今洛陽瀍河兩岸。在確定具體位置之后，還要經過相宅、卜宅、定宅等復雜的步驟，才能正式開始施工營建。武王營建成周在武王克商當年即公元前146年，成王營建成周始于成王五年即公元前141年。故郡遺址發現了豐富的墓葬、車馬-殉牲坑、房址、水井、灰坑、窯址、灰溝等遺跡，出土一大批金、銅、玉、石、骨、角、蚌、貝、陶等各類遺物。遺址年代自春秋晚期延續至戰國中晚期，可能與鮮虞和中山國文化密切相關，特別是車馬-殉牲坑形制獨特，為國內首次發現，為研究北方族群與華夏系統的融合與嬗變提供了重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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