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博物館珍藏有一套出土于安徽安慶元代范文虎夫婦合葬墓的素面玉帶具。墓主范文虎是南宋與蒙元戰爭后期的重要將領，掌控著南宋的存亡；降元后步步累遷至平章政事、尚書右丞，成為"南人"之中入元官職者。范氏墓中出土多件玉制品也因形制特殊、質料上乘成為元代玉器研究的斷代標準器。本文選取其中的玉素面帶具，重新審視其出土情況以探究墓中相關隨葬品的空間關系；并從當前考古出土文物、圖像以及文獻資料，對唐末五代乃至宋元時期漢地玉帶具的流變做一梳理；以范氏玉帶為例，復原與解讀唐宋時期從單鈌單撻尾"方團"玉帶到雙鈌單撻尾"排方"玉帶的演變、使用和名謂。同時對宋元時期盛行的一類"束帶"類帶具也有所闡述。對殷墟四座商代墓葬出土遺物及青銅器銘文的研究，認為王?？谀系豈13的墓主可能是甲骨文期賓組卜辭中的貞人，大司空M663的墓主可能是甲骨文期師組卜辭的貞人，王裕口南地M94和郭家莊M53的墓主可能是族邑內的卜人。武丁時期貞人的身份約相當于中等貴族，貞人和卜人在任職期間可以領兵。12~216年，對牛坡洞遺址進行了發掘。該遺址文化內涵豐富，發現有墓葬、活動面、用火遺存等遺跡，出土有大量的石器、骨器和陶器等遺物。該遺址的發掘，初步建立了黔中地區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春秋戰國時期考古學文化的年代序列。不論是修武縣26年發現的1956年續修的《韓文公門譜》，還是修武出土的與韓愈有關的5塊石碑，都是修武韓氏偽造的，偽造年代的上限為辛亥，下限為1956年。之所以偽造《門譜》和石碑，可能是修武韓氏為了能夠達到恢復他們韓愈后裔的稱號，并糾正乾隆年以來"修武韓氏承襲"圣旨錯誤的目的。"(酉彡)"，是商代卜辭中Zui為常見的字之一，但對于此字的釋詁，一直沒有得到滿意的解決。本文認為，甲骨文"(酉彡)"字既非羅振玉所說的意為嘗酌的酒祭，亦與郭沫若所說的乃積薪燔柴之槱祭無涉，而是"鼓缶"、"擊缶"古俗之寫照，考"(酉彡)"字造字本意，"酉"即陶質酒器，"彡"乃敲擊酒器所發出的聲音之標符，"(酉彡)"正是鼓缶為樂的會意字，在甲骨文中被專用作以音樂祭祀的祭名，乃"彡"字的繁文，即后世之"肜"字。1年1月，在上海博物館舉辦了《中日文化交流的見證·鑒真和空?！氛?，其中有日本和歌山金剛峰寺保存的空海從帶回日本的"諸尊佛龕木雕像"。本文通過對該像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該造像由印度高僧金剛智在所造，并為所特有的觀點，同時對其他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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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遣冊中多見"甘羹"一物，但一直都被研究者誤釋作"白羹"。根據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中的"甘"字，同時結合其他一些相關材料可知，所謂的"白羹"應當改釋作"甘羹"。"甘羹"是指用棗、栗、飴、蜜等甘物調和而成的甜羹，是研究我國早期烹飪史的寶貴資料。為配合城鎮基建，偃師市文物管理局先后搶救性發掘了三座唐代墓葬。共出土文物156件，其中M1～M2出土的俑類服飾、發髻已接近盛唐時期形式；M3已不見陶質隨葬俑群，取而代之的是制作粗獷的鐵質動物。同時三方墓志的出土，為界定豫西地區隋唐墓葬的分期提供了新的標尺。鐵丘遺址位于河南省東北部的濮陽市，212年的發掘揭露部分龍山時期的房基、墓葬、灰坑等遺跡，出土一批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遺物。從文化因素來看該類遺存為典型的后岡二期文化，所屬年代為河南龍山文化晚期。

呂師孟是南宋晚期的"呂氏軍事集團"的成員之一。身為被文天祥點名斥責過的南宋降臣，呂氏家族入元后的處境頗為尷尬，傳世文獻中的資料甚少。年出土于蘇州的呂師孟墓志銘，完整記載了墓主的生平、宦跡及姻親狀況及其入元以后的發展軌跡，可補傳世文獻之不足。墓志銘顯示，呂師孟為呂文福而非呂文德之子。入元以后，呂師孟除了與南方故交繼續交往外，還與北方的大官僚和士人建立起新的關系。呂氏在文天祥的文集和墓志銘中的形象迥異，蓋由文獻性質和作者立場所決定。同時，該墓志銘記載了南宋駙馬楊鎮的家庭信息，亦不見于傳世文獻。墓志作者為宋元之際的詩人方回。該文不見于方回的傳世文集，《全元文》也未曾收錄，是一篇珍貴的佚文，也是研究方回交游狀況的重要資料。傳統社會，官兵為國捐軀，朝廷多有撫恤之舉，除恩賞喪葬銀兩外，對為國慘烈捐軀的將士，或于原籍、或于戰歿地修建祠堂，列其牌位于祠內。地方祭祀以褒慰忠魂，以資觀瞻。清代昭忠祠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創修的。清軍入關，定鼎北京后不久，即供奉祭祀陣亡旗籍重臣。順治年間，清廷就在京師東交民巷臺基廠修建祠寺，用以祭祀以和碩敬謹親王尼堪為首的開國功臣。雍正二年(1724年)，京師正式修建昭忠祠。至嘉慶、同治兩朝，東北地區相繼掀起了修建昭忠祠的浪潮。昭忠祠創修與春秋兩季致祭所需銀兩是由專款撥發，祭祀活動由地方官主持，忠烈后裔參加。入祀人群早期以旗籍官兵為主，晚期則旗籍與民籍并存。清代東北昭忠祠的功效主要有三：修建使治所祭典完備，司土之官受益；春秋致祭活動有助于告慰亡靈，激勵后繼；入祀者的遴選為地方士紳參政提供了機遇。昭忠祠的修建與致祭中，出現了地方虛與委蛇、大批陣亡將士未能及時入祀、入祀者事跡失考、發展中失去了儒釋道宗教勢力之怙恃等弊政。14年1月至215年1月，在揚州蜀崗古代城址城壕整治工作中，為搞清南宋寶祐城東城門附近面貌，由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組成的揚州唐城考古工作隊，在推定為寶祐城東城門處(該處尚未拆遷)的北側布設探溝4條、東側城壕內布設探方1個進行發掘，面積約32平方米。在探溝內揭露出存厚1.5-2.寬約35米，至少有過三次修筑的南宋時期夯土墻體，其下為漢代堆積層。這一發掘結果與宋寶祐城相關修城文獻記載有一致處。在東主城墻以東探方內揭露出由木樁和柱洞組成的平面呈"〕〔"形遺跡，中間平行部分為南北方向，間距約5.南北長約5.7米，與主城墻的距離為18米。這是目前蜀崗上城址主城壕里清理出的個壕橋遺存。從發掘結果看，寶祐城東城門應位于發掘區以南的現代建筑物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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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寺壁畫保護修復近年來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已取得了較為成熟的修復理念和修復工藝。本文以新疆龜茲研究院所藏庫木吐喇石窟已揭取壁畫的具體保護修案為例，探討石窟寺壁畫保護技術。金冊是明代分封制度的重要憑證，是受冊封人的身份象征。本文通過對有關金冊文獻的梳理，并結合出土實物，對金冊造辦、使用及存放等相關問題進行了討論。明朝統治者依據宗室身份等級不同，冊封時分別授予金冊和銀冊。金冊由內府銀作局造辦，翰林院撰文，中書科書寫。用金初由銀作局向內承運庫支取，后由戶部收買。諸王冊封以授予冊寶為核心，制定了一套隆重的儀式。初封諸王的冊封儀式在京師舉行，襲封諸王的儀式由朝廷派遣使臣至各藩府舉行。冊封時間嘉靖三十二年之前無定制，之后大多安排在四月。冊封儀式結束后，金冊即存留于王府。金冊用于隨葬，僅見于明代早期，應屬個案。金冊尺寸有嚴格的規制，明初已定長"一尺二寸"之制，并為以后歷朝所遵守，可作為出土封冊實物定名的標準。本文通過對國家博物館藏傳世明人《抗倭圖卷》的解讀，以及與現藏日本的《倭寇圖卷》的對比研究，探討了兩幅畫作的創作背景、內涵及相互關系。論述了明人《抗倭圖卷》為張經所畫，表現的是王江涇戰役這一歷史事件，是一幅寫實的歷史題材繪畫作品。陶寺文化中期ⅡM26出土1件骨耜，根據骨耜的出土狀況，墓主可能為農官的背景，判斷骨耜應具有農業禮器功能。據電子顯微鏡觀察結果，骨耜上的刻痕是人為契刻。將ⅡM26骨耜的刻文字形與甲骨文"辰"字進行對比，并結合與農業或農事職官相關的背景，可認為該骨耜上的刻文可能為Zui初的漢字"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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