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地券是漢代以來墓葬中常見的以地契形式隨葬的一種反映土地私有權的明器，本文對新見鄭孫買地券券文及相關問題進行了簡要考述。唐開元二十五年(737年)頒布的內附蕃胡賦役令中稅銀錢的對象理應包括突厥等內遷民族。唐代北方緣邊地區是從境外輸入銀錢的，有一定數量的外來銀幣支持稅收政策的實施。材料分析顯示突厥等民族是繳納銀錢的，出土薩珊銀幣從7世紀分布空間發生變化，向突厥等內附民族征收銀錢應該是導致薩珊銀幣東輸的一個重要因素。頡利可汗敗亡后，雖然東突厥人失去了對商道的控制權，但是內遷后他們在東西方之間居中轉販貿易的角色并未發生改變。向其征收銀錢一方面保留了他們在商道上的既得利益，具有對其進行安撫的性質；另一方面也是唐集中白銀的方式之一，具有建立有利于自己的貿易關系的性質。邾國故城遺址位于山東鄒城市嶧山鎮紀王城村周圍，是東周時期邾國的都城和秦漢至兩晉時期的鄒縣(騶縣)縣治，作為都城和縣城使用的時間長達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東大史文化學院等對該遺址進行發掘時，在一眼西漢水井(J3)內出土了8件新莽時期的銅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權4件、詔版2件和貨版1件。每件銅器都有銘文，顯示可能鑄造于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銘文內容與文獻記載的新莽改制有關。為了充分論證這批銅器的學術價值，山東大史文化學院和文化遺產研究院在9月2日舉辦了專家座談會，與會學者對這批銅器的銘文內容、制作與使用情況，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歷史評價和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專家們一致認為，這批新莽銅器是迄今為止首次經過科學發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發現數量和種類Zui多的漢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較完好，銘文字數多，透露的歷史信息豐富而重要，為研究西漢末年王莽代漢并實行貨幣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歷史事件，以及我國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都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另外，這批銅器出自邾國故城遺址的宮殿區"皇臺"之上，證明"皇臺"范圍內應存在漢代官署區，這對研究遺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義，也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線索。在此次專家座談會成果的基礎上，本刊約請與會學者對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進一步加以研究，從不同角度闡釋其重要的學術價值。現將初步的研究收獲予以發表，希望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也期待相關研究的繼續深入。平原省委舊址位于河南省新鄉市和平路中段，占地面積約2畝。它建于1949年到195年之間，現存一座主樓，四座輔樓，建筑風格以蘇式為主。作為平原省委的辦公場所，它是平原省多個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者"，對研究平原省的歷史具有重要的實物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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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印刷技術的發展使傳統印刷技術在文獻復制工作中的應用顯現危機。傳統印刷材料的短缺和工藝的逐步淘汰，使運用傳統印刷技術進行文獻復制陷入尷尬境地。而數字技術的崛起，為文獻復制開辟了新的發展途徑。通過不斷探索與實踐，我們在盡力保持傳統技術方法精髓的同時，逐步找到數字技術與傳統工藝在文獻復制中的契合點，從而推動博物館近現代文獻復制工作向前發展。本文通過實例解讀，詮釋了數字技術在文獻復制中的應用。江蘇徐州荊山村西漢墓地位于相對獨立的小山頭上，共發現墓葬9座、陪葬坑1座、建筑遺址1處等。綜合墓葬形制、陪葬品、布局、等級及相關設施等內容，該墓地應是以主墓為核心，包含多個內容的一處規劃有序的漢代墓地，推測可能為西漢中晚期與楚國有密切關系的某一列侯的家族墓地。黃胄是我國近現代人物畫大家，他一生以大量速寫為繪畫創造根基，開創出一條與科班畫家迥然有別的全新繪畫之路，在海內外有深遠的影響。黃胄的一生富有傳奇色彩，早年拜師趙望云學畫、協助其創辦《雍華》圖文月刊、兩次到河南"黃泛區"寫生，這些不平凡的人生經歷也決定了他不平凡的藝術人生。本文試以黃胄協助趙望云創辦《雍華》圖文雜志為線索，通過比較詳實的資料解讀其當年負責《雍華》雜志的種種歷史情況，并對其"黃泛區"寫生及早年多方面的藝術成就做一定的討論，拋磚引玉，以俟更多的專家學者關注研究黃胄早年的藝術成長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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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窯米黃釉瓷器中帶有紀年銘文的傳世品和出土物比較少見，國家博物館、財團法人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和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分別收藏了一件刻有"大明萬歷乙卯年(萬歷四十三年)""漳州""同安縣""東溪鄉""陳福成""開元寺"等銘文的瓷雕作品，造型典雅雋秀，線條流暢優美，工藝高超精湛，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學術價值和藝術價值。本文結合文獻和前人研究，考釋瓷雕銘文和相關內容，得出以下幾點結論：生產瓷雕的窯口位于泉州府同安縣東門外東溪附近，今屬廈門市同安區東溪一帶，地處廈、漳、泉三角開放區的中心位置；陳福成監制瓷雕，并于銘文中體現地緣位置，展現出漳窯生產中濃厚的同業競爭的商品經濟意識和形態；瓷雕皆為開元寺供養器，為定燒之物，銘文內容豐富了明代瓷器的供養銘文體例。山東壽光賈思同墓，出土各類陶俑、陶模型、瓷質碗等可辨識文物8余件，對研究東魏時期墓葬制度、社會生活、風俗習慣、服飾制度等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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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銘傳是淮軍名將，出身寒微，在艱難困苦中一心向學，喜好詩文，并把他的所感所悟用詩歌形式記錄下來，創作了許多清新質樸、含蘊雋永的詩文，映照出晚清時代底層人物的奮斗歷程、思想風貌與生存圖景。為了生存他奮力拼殺，終于功成名就，登上顯赫的地位。然而，在聲名顯赫之時，卻又屢屢尋求退隱，內心盈溢著極為濃郁的歸隱情結，這既是他向往閑適生活的天性使然，也是時代、生存環境和個人際遇激發的結果。晚清危殆的時局啟發了他的心智，使他對民生疾苦、國家前途有著獨知之慮。他同情民眾生活的艱辛，興建義莊，發放米糧，扶危濟貧；他興辦教育，一代世風；有感于鐵路對于國防和民生的重大意義，屢屢進言興修鐵路；在對時局的觀察和思考中，他還敏銳地告誡人們要警惕日本對的覬覦。所有這些都生動地折射出在新舊遞嬗大變局中成長起來的精英人物的情思與精神意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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