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地區早在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時期就已出現玉器，漢唐時期這里還成為全國的主要玉器加工和貿易中心。西安地區秦以前玉器在造型和紋飾上有著明顯的"秦式"特征，地域風格鮮明。秦漢隋唐時期各地玉器風格趨同。五代以后，當地制玉業衰落，現在西安地區所能見到的此期玉器，出土的很少，傳世的相對較多，且多為東部地區加工制作的。《鄭修隋韋匡伯墓志》與《唐修隋韋匡伯墓志》兩合墓志，是不同時代所立、不同地點出土的同一人墓志。志主系隋末關中著族京兆韋氏鄖公房的代表人物，身為隋、偽鄭、唐三朝外戚。本文對這兩合墓志作以校勘和考證，糾正了傳世的《鄭修隋韋匡伯墓志》的歷史謬誤，探討韋氏家族鄖公房的興盛原因。1年5月，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鄭州十四中發掘了一座磚雕墓，墓室四壁用磚雕刻，拼砌出桌椅、箱柜、衣架、燈檠、門窗等物件，并出土有瓷碗、瓷罐等文物。發掘者根據墓葬形制及出土文物，將其年代定為五代至北宋早期。恰姆石窟群共有三區15座洞窟。其中，ⅠK1為單室造像窟，平面形狀呈馬蹄形，在西、北、南三壁發現泥塑和壁畫。ⅠK2為多室窟，窟內殘存有泥塑和壁畫。ⅠK3為相鄰的兩座單室窟，僅見壁畫。該石窟群的發現，對探討早期佛教藝術、佛教發展史，甚至后弘期初期社會歷史的進程具有重要價值。據《三國志·魏書》記載，魏明帝死于景初三年，少帝繼位后，仍稱當年為景初三年，但次年則改稱正始元年。"景初四年"的年號實際上并不存在。日本出土的三角緣盤龍鏡為東渡的工匠在日本制作，因不能及時得知魏朝皇帝改年號之事，所以在銅鏡的銘文中使用了"景初四年"的年號。9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對河南汝州市煤山遺址的西部進行了考古發掘，共發現龍山時期的土坑豎穴墓6座。墓葬分有二層臺墓和無二層臺墓兩種。出土遺物以彩繪陶器為主，器類有壺、豆、罐、杯、碗等。遺物有石家河文化的因素，因此墓葬的埋葬習俗應受到石家河文化的較大影響。5～26年，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工作隊對長樂宮六號宮殿遺址的主體建筑及其附屬建筑進行了發掘。附屬建筑分兩部分，均由殿堂、廊道、散水和院落組成。從出土遺物看，該建筑始建于西漢初期并一直沿用到王莽時期。根據發掘資料并結合文獻記載，六號宮殿遺址應是長樂宮的前殿舊址。1年初，對東苕溪流域商代原始瓷窯址進行調查，共發現3多處窯址。同年3~11月，對南山窯址進行發掘，共揭露3條窯爐、8個灰坑、2個貯料坑、1條水溝和若干個柱洞，出土大量原始瓷器。南山窯址是一處商代幾乎純燒原始瓷的窯場，為探索瓷器起源、原始瓷產地等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7年以來，對山西翼城縣大河口墓地進行了發掘，已清理多座墓葬，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有棺槨，墓主多為仰身直肢。大中型墓以隨葬青銅器為主，小墓以隨葬陶器為主。這處墓地墓主的國族名為"霸"，"霸伯"是權力擁有者。大河口墓地的發掘對于研究西周分封制度、器用制度和族群融合等具有重要意義。98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對成都龍泉驛區青龍村的一座磚室墓進行發掘。墓葬為較大型的長方形雙室券頂磚墓，墓壙平面呈"亞"字形，兩墓室均由封門墻、墓室、棺床、耳室和肋拱組成。此墓是迄今發掘的除王建永陵之外的級別的前蜀重臣和分封親王墓葬，為前蜀墓葬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1年，對江蘇蘇州市木瀆古城進行發掘，發現五峰村北城墻和城壕遺跡、新峰村南水門遺跡，以及東、西城墻遺跡等，出土遺物有原始瓷器、陶器等。初步推斷北城墻修建于春秋晚期，南水門使用時期為春秋晚期。木瀆古城應是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質的城址，木瀆古城的發掘為探索吳國都城所在提供了重要線索。1年，對新疆鄯善縣吐峪溝石窟寺遺址進行發掘，清理了5多處洞窟和許多窟前遺跡，以及一處地面佛寺。新發現壁畫面積約2平方米，還出土大量文書殘片。吐峪溝石窟均是多層式的組群布局，新清理的兩處禮拜窟應開鑿于公元5世紀前后。吐峪溝石窟寺遺址的發掘為研究古代佛教石窟等提供了寶貴的新資料。6年至27年，湖北省丹江口市的蓮花池墓地進行了發掘，共清理墓葬6座，出土了種類豐富的隨葬品。結合出土器物特征，這些墓葬可初步分為兩期。期為戰國晚期至西漢初期，第二期為西漢早中期。這批墓葬是研究丹江地區戰國晚期楚文化、秦文化和西漢這三段重大歷史時期的重要考古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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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陽"是東周時期鄭國、韓國的北部重鎮，《史記》等文獻記載的華陽之戰即發生于此。7~1月，對華陽城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發現護城河、防御墻、防衛坑及早期壕溝等完整的城防體系，出土遺物有陶器、銅器、鐵器等。該遺址的發掘為研究華陽城的文化內涵、修建過程等增添了新資料。唐顧師閔墓志現存洛陽偃師市，其發現為研究唐代顧氏家族以及再現唐代社會風貌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祭祀在殷商社會生活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花東子卜辭中記載(它攵)祭的共43版，71條。卜辭所涉及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它攵)祭的用牲種類及數量；致祭的對象；(它攵)祭的時間；(它攵)祭的地點或祭所；(它攵)祭與其他祭儀及用牲法之間的關系等。

基本數據的準確性是對考古報告的基本要求。王城崗大城的面積是推測出來的，使用"復原"一詞不當。以古史記載中所見夏代積年的期限來判定哪座城址是禹都陽城，是個世紀性難題，目前尚未解決。《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較之初版有許多重要改進，如更換部分有問題的銘拓、為字跡漫漶的器銘增加摹本、將《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一書的釋文加印于器銘之側等。但修訂工作中還存在著一些未解決或新出現的問題。本文在充分肯定修訂工作成績的前提下，從銘拓、釋文等三個方面，針對該版本存在的問題逐一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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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嘉之際，是繼東漢桓、靈之后隸書創作的又一個鼎盛時期，在書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響。本文就清代隸書興盛的原因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究，將其歸結為以下數端：金石學的發展繁榮為隸書研究和創作提供了豐富資料；文字學研究的不斷深化將隸書納入嚴謹的學術規范；篆刻的技法理念對隸書創作的滲透影響；書寫幅式和工具材料的變化為隸書的創變提供了利器；對隸書本體的深入認知和自覺的創作意識。邾國故城遺址位于山東鄒城市嶧山鎮紀王城村周圍，是東周時期邾國的都城和秦漢至兩晉時期的鄒縣(騶縣)縣治，作為都城和縣城使用的時間長達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東大史文化學院等對該遺址進行發掘時，在一眼西漢水井(J3)內出土了8件新莽時期的銅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權4件、詔版2件和貨版1件。每件銅器都有銘文，顯示可能鑄造于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銘文內容與文獻記載的新莽改制有關。為了充分論證這批銅器的學術價值，山東大史文化學院和文化遺產研究院在9月2日舉辦了專家座談會，與會學者對這批銅器的銘文內容、制作與使用情況，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歷史評價和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專家們一致認為，這批新莽銅器是迄今為止首次經過科學發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發現數量和種類Zui多的漢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較完好，銘文字數多，透露的歷史信息豐富而重要，為研究西漢末年王莽代漢并實行貨幣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歷史事件，以及我國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都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另外，這批銅器出自邾國故城遺址的宮殿區"皇臺"之上，證明"皇臺"范圍內應存在漢代官署區，這對研究遺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義，也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線索。在此次專家座談會成果的基礎上，本刊約請與會學者對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進一步加以研究，從不同角度闡釋其重要的學術價值。現將初步的研究收獲予以發表，希望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也期待相關研究的繼續深入。自二里崗上層時期出現帶蓋青銅器，蓋鈕即其一個組成部分，且其制作有渾鑄與分鑄之別。本文搜集和研究鈕分鑄青銅器，先討論兩件鈕先鑄器，再討論鑄鉚式后鑄鈕諸器，并與渾鑄鈕和榫接式分鑄鈕的器物相對照。鑄鉚式后鑄工藝可上溯至二里崗晚期，可能與南方青銅器的風格形成有關，可視為南方鑄銅作坊個別鑄工的秘技。先施于器鋬和器耳的后鑄，中商晚期用于鑄造器鈕，但初期鑄接的鉚頭粗糙，至殷墟早期設計為蟬形或圓餅形，并有裝飾。對這一工藝歷程的梳理，可以揭示出鑄鉚式后鑄傳入安陽的過程：鑄工被遷到安陽鑄器，器物具有南方工藝特色；但他們受到排擠，鑄器有限，且傳人很少，以至此技在殷墟晚期消失。而殷墟多數鈕的渾鑄或者榫接式后鑄，均是技術選擇的結果。一直以來國內學術界普遍認為，唐代螺鈿銅鏡是一種漆工藝與貝殼鑲嵌相結合的特種工藝鏡。本文通過對傳世和出土的唐代螺鈿銅鏡的綜合考察，以及對早期西亞美索不達米亞和我國商周時期兩種不同風格的螺鈿工藝的比較研究，論述了唐代螺鈿銅鏡大致可分為蟲膠樹脂地鏡背和漆地鏡背兩種樣式，前者更接近于早期美索不達米亞螺鈿工藝，應該是薩珊波斯文化影響下的產物。我國國內出土的螺鈿銅鏡，絕大多數應屬于蟲膠樹脂地螺鈿銅鏡。螺鈿銅鏡皆為漆器是我們認識上的一個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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