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華豫之門》鑒寶組：2022年鑒寶海選公告
近年來，山西省翼城縣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一大批有銘青銅器。其中M117所出一件霸伯盂，器銘所記關乎古代賓禮制度，內容可與《儀禮·聘禮》、《禮記·聘義》、《周禮·秋官·大行人》及《小行人》等所載之相關文字互相發明，由此可窺見西周時期較為完整的聘儀，對于西周時期禮制的研究有著重要意義，是近年來商周青銅器銘文Zui重要的發現之一。本文對該篇銘文文字進行了詳細考釋，并結合傳世文獻對銘文內涵進行了初步解讀；還結合該墓所出其他青銅器及銘文等有關資料，對該墓墓主和年代作出了簡要的論述。

通過對后唐天成四年(929年)《重修定晉禪院千佛邑碑》進行箋釋，糾正了清代學者畢沅、王昶等就碑文作者、禪果寺始建年代、時任安國軍節度使為何人等做出的誤判，并對僧稠禪師與禪果寺之關系進行了探討。為配合南水北調中線受水區配套工程的建設，213年4月至7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新鄉魯堡墓地進行了考古發掘，發掘面積18平方米，清理墓葬59座。本文對此次發掘的龍山文化末期及戰國墓葬進行介紹。13年2月—3月，徐州博物館為配合鄭徐客運專線工程建設，對線路經過的荊山漢墓群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共計發掘漢代墓葬13座。墓葬形制有石坑豎穴墓和石坑豎穴洞室墓兩種類型，是徐州地區西漢中小型漢墓的常見形制。出土文物2余件(組)。徐州荊山漢墓群的發掘對研究西漢時期徐州地區中小型漢墓的發展演變規律、葬制、葬俗以及物質文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5年11月，武漢大史學院等單位以湖北石首走馬嶺遺址為中心展開了區域系統調查，在陳浩崗遺址采集到了大量陶片。16年武漢大史學院再次對陳浩崗進行了調查，并聯合石首市博物館進行了搶救性試掘。通過本次調查與試掘，獲取了較多的陶器和石器。遺存文化內涵主要屬屈家嶺上層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范疇。1年7月，在南陽市張衡路豐源小區工地，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漢代畫像石墓一座，該墓破壞嚴重，僅保存有畫像16幅，該墓葬的發掘為豫西南地區漢文化以及古代石刻藝術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咸陽唐代蘇君墓自1963年發掘材料公布以來，對其墓主人學界多有考證，一般認為墓主人是唐贈幽州都督、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然從蘇君墓的墓葬元素，如木門、壁畫內容、天井個數、墓地位置等分析，發現其中尚有可疑之處。在初唐至盛唐時期甬道內設置木門的墓主人為李唐宗室或外戚，蘇君墓墓道內的青龍白虎壁畫亦見于同一時期的李唐宗室成員，加上該墓緊鄰竇誕和襄陽合葬墓，綜合已有研究，推測墓主更有可能為李唐姻親，墓主人為南昌和駙馬蘇勖的可能性。蘇君墓墓室內的殉葬器物多被擾亂和砸碎，且前室兩側設有小龕，墓底鋪磚也被破壞殆盡，僅墓道內的壁畫及前后兩墓室穹頂所繪的天體圖保存完整。蘇君墓中這些不尋常的現象除早期盜墓和被水沖過等因素影響外，似是一種有意破壞的跡象，或因僭越制度而遭到毀棄。


偃師商城宮城第三號宮殿建筑基址位于宮城西南部，與東南部的第五號宮殿基址東西并列。三號宮殿保存完整，經過揭露，存在著早晚兩期建筑且形制有所變化，體現了商代早期宮殿建筑的技術和風貌。對它的復原研究，有利于我們探究古代宮殿建筑在形制上的變化，技術上的進步和其承上啟下的作用。

黃賓虹是公認的2世紀畫壇巨匠之一，尤其在山水畫領域貢獻卓犖，堪與齊白石相頏頡，人稱"北齊南黃"。與其他大家相比，黃賓虹更具文人氣質和學識，是一位典型的學者型畫家，他不僅在金石學、美術史學、詩學、文字學和古籍整理等諸多領域都有所建樹，亦是一位書畫鑒定大家。本文以上個世紀4年代黃氏鑒定故宮書畫為研究線索，對其書畫鑒定特點進行分析，凸顯出其超越同輩的慧識。近年出版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整理注釋水平很高，但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文逐條辨析校訂。《將失》篇"兵之前行后行之兵"句，后一"兵"字當屬下讀，"兵不參齊于陣前"指士卒不能夠整齊排列于陣前；"憂"當通假為"優"，意為充足、富裕，與《孫子·虛實》篇意思相近；《四伐》篇整理者釋為"五"之字應釋為"王"，本篇核心詞是"行四伐"，與"五行"無關。《文王問太公》篇整理者釋為"與"之字應釋為"興"，"天地弗能興"、"天地弗能廢"相對為文。《三十時》篇簡1739整理者缺釋，或認為當是"蜂"之訛字的那個字，其實應釋為"蜼"，讀為"虺"，是一種毒蛇。《三十時》篇簡182整理者釋為"婦女"的"婦"字，從圖版看只剩左邊的"女"字旁，結合本篇上下文看，疑本應為"嫁"字，"嫁女"一詞本篇常見。龍山時代向二里頭時代的過渡時期，嵩山南北的地緣文化格局發生了重大變革，洛陽盆地內考古學文化產生了劇烈變化，二里頭文化的來源及其形成的社會背景成為我們關注的重點。嵩山東南麓煤山類型文化孕育了"新砦期"遺存，并直接導致二里頭文化在洛陽盆地的出現，這里的聚落結構表現出對立沖突的格局，對文化交流起了促進作用，社會和文化中心的轉移伴隨著Zui早地域國家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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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到隋唐藝術造型中屢屢出現的牛車轅旁胡人侍立俑，實質是"辨名品、表貴賤、彰尊卑"的寫實現象。本文認為，這段歷史時期塑造和描繪的引牛駕車胡人形象，既為研究當時胡風胡俗提供了更為細致的歷史佐證，又為入華胡人多為社會下層役使對象提供了翔實的證據。曾經收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右策寧州留后朱記"銅印一直被作為五代時期的典型文物，實際上從印文內容看，這種判斷有待重新審視。綜合多方面特征來看，此印應屬于唐代，原因如下：其一，印文中之"右策"可能是右神策軍的簡寫或省稱，雖然這種稱法并不多見，但此印文中之"右策"與多件已出土茶托銘文和銘文磚上的"左策"不約而同地證實唐代左、右神策軍曾經一度簡稱"左策"和"右策"。其二，寧州作為唐代神策軍京西北諸鎮的駐地之一，與神策軍有直接關系。其三，作為官名，"留后"之稱屬于唐代特殊地方官制的產物，而作為憑證，唐代就有把印稱為朱記之先例。這些特征均證明"左策寧州留后朱記"屬于駐地在寧州之神策軍外鎮中留后官印。而備受爭議的、甚至是劣跡斑斑的神策軍在唐朝滅亡后再未重新出現的歷史事實，證明保留許多唐代歷史信息的官印，不可能在右神策軍已經停廢的五代時期行用。誠如是，則"右策寧州留后朱記"作為官印其使用的時代只能是唐代，不可能是其他，因此，我們認為中晚唐時期的斷代較五代之說更符合歷史實際。詹天佑是我國近代西學東漸歷史時期引進西學、振興中華的杰出工學家。他于1872年被清選派赴美留學，1881年于耶魯大學土木工程系鐵路工程專業。回國后，在備受清種種冷遇和困難面前，詹天佑知難而進，于1881至1888年先在福州船政后學堂學習輪船駕駛、后在該校任教；隨后調往廣東博學館、廣東水陸師學堂教書并測繪廣東沿海海圖和修建炮臺，參與海軍建設。在這學非所用的7年時間里，詹天佑受到的教育和磨練對他一生有著重大影響，為他日后對中華民族做出重要貢獻打下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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