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萇墓志是目前已知北魏遷洛后一方不是邙洛西陵兆域出土的元氏宗室墓志。該志銘在書法上呈現出魏碑書體，基本上結束了隸楷之變中楷化的歷程，開啟了法度森嚴的隋唐楷書之先河。孫養素是清代河南淇縣人物孫徵蘭之父，墓志中記錄了孫養素夫婦的生平事跡，和新出的孫振仍墓志相互印證，可補淇縣孫氏家族譜系。墓志的撰寫者為明末清初書畫家王鐸，王鐸和孫徵蘭為同年進士，墓志記錄了兩人的交情，及孫徵蘭任官與家庭情況。墓志為研究孫徵蘭及其家族以及王鐸等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一號和二號基址位于洹北商城的"內城"中心。其形制布局與陜西岐山鳳雛西周宗廟基址基本相同，都有多房間的主體建筑"大室"，而且還有程度不同的祭祀遺存。因此，一號和二號基址的性質不是宮殿而是宗廟。本文進一步證明一號基址有9個房間的主體建筑"大室"內所奉祀的神主，應是自大乙(成湯)至祖丁的九位直系先王，即武丁卜辭的"九示"。二號基址有4個房間的主體建筑的"大室"內所奉祀的神主應是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等武丁的"四父"，也稱"四示"的宗廟。根據一號基址"大室"東西兩側通道對一號基址的打破關系，證明一號宗廟是盤庚時期始建的，二號宗廟是武丁時期續建的。洹北商城即"盤庚遷殷"的都城"殷"，年代下限為武丁早期。證明盤庚和武丁時代不僅沒有始祖居中、昭穆分列左右的昭穆制度，也沒有五廟、六廟。本文結合河南省安陽市民間藝術博物館近年來的工作實踐，就當下非遺保護展示在綜合類博物館中展示位置日益靠前的普遍現象，論述民俗類博物館在非遺保護、研究、收藏、尤其是展示中應該發揮的重要作用。6年7月，為配合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文物保護項目，鄭州大史學院考古系對新鄉金燈寺墓群進行了發掘，發掘出1座隋代墓葬和23座宋代墓葬，為隋墓和宋墓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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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殷墟卜辭"大示"觀念及上甲至示癸等六代先公名號推測，商代開國伊始即行一種合始祖牌位在內的七主之祀，即以近親六代神主集于始祖契(或帝嚳)神位前進行一種特殊的合祭禮儀。11年至216年，針對在偃師商城宮城遺址資料整理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我們對宮城內的一號、三號、五號、六號和七號宮殿建筑基址進行了復查和補充發掘，糾正了一些以往發掘工作中的錯誤認識并有新的發現。傳世文獻和部分金文文獻中的"元子"一詞，通行工具書一般解釋為"長子"、"首子"、"天子、諸侯的嫡長子"等，也有學者提出了"元子"中的"元"應訓為"善"的意見。本文通過對1987年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出土的春秋時期可忌豆銘文"元子中(仲)姞"等內容的研究，認為以往的解釋過分強調"長子"、"首子"、"嫡長子"等層面的含義，訓為"善"的意見也有可商之處。先秦、秦漢文獻及出土資料中"元子"一詞強調的只是"嫡庶"的觀念，與是否為"長子"、"首子"沒有必然聯系，也不限于"嫡長子"，其他"嫡子(女)"也可以稱為"元子"。"元"在訓"首"之外，具有"嫡"的涵義，是在宗法制和嫡長子繼承制背景下衍生出來的。文中對部分文字形體的隸定問題，也進行了討論。本文以墓葬形制和規模為標準，考察和比較商周時期的墓葬等級序列，發現商周時期墓葬存在巨大差異。商代普遍存在的非正常埋葬現象不見于西周；商時期各等級墓葬規模存在巨大的落差，而西周時期各等級墓葬的墓室面積則遞減平緩。商周墓葬等級之間的差別反映了商周社會、禮制與文化的差異，體現了商周政權更替所帶來的巨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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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堡城址是豫西北地區一座龍山文化城址，大體上相當于我國歷的唐虞時代。關于它的性質，迄今學術界尚未進行深入探討。根據當時黃河改道洪水四溢的歷史背景，加上城址北垣又被沁河沖毀，我們認為它同大禹治水有關，很可能是禹在覃懷治理洪水時的重要城邑，也是覃懷地區黃河文明的中心。清代州縣差役承擔著州縣的田賦催征、漕糧征收、差徭征派等各項繁雜事務，是州縣賦稅征收職能得以正常運轉的重要一環。正因為差役是州縣賦稅征收的直接執行者，他們恣意擾害、勒索鄉民，貪贓舞弊手段層出不窮。究其原因，要從清代的社會制度角度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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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6世紀8年代，我國律學家朱載堉就已經發明了十二平均律，這比歐洲音樂家麥森的同樣成果早半個世紀。但西方的十二平均律卻是本土孕育的，西方的十二平均律與朱氏十二平均律并無直接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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