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收集了現存的飾有"月梅"或"枝梅"紋的出土和傳世的多種材質手工業品，兼輔以繪畫和文獻等資料，以極富詩情畫意的"月梅"裝飾題材為切入點，探討在市民經濟極為繁榮的背景下各種文物制度所形成的大的時代審美趣味和裝飾藝術特色，繼而由物及人、由小見大地管窺其時代的精神風貌。翼城大河口M117號墓出土的銅簋，內有長5字的銘文，內容為器主霸伯拜受井叔贈賜而作寶簋。銘文中有不少異體字，值得研究。霸伯簋銘中的井叔很有時代性，他是曶鼎中的井叔，也就是張家坡雙墓道大墓M157的墓主人井叔釆，有很重要的研究價值。本文從目前已發表的秦漢時期的印紋硬陶考古資料出發，指出秦漢時期仍是古代印紋硬陶的一個大發展時期，不僅產品數量眾多，而且分布極為廣泛。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將秦漢時期的印紋硬陶劃分為嶺南區、湘贛區、江東區、東南沿海區四個主要的區域類型，初步梳理了各區域類型印紋硬陶的發展演變脈絡及其與當地先秦印紋硬陶的聯系，從器物種類、器形和拍印紋飾諸方面總結了秦漢時期各區域類型印紋硬陶的基本特征，并結合歷史背景就不同區域類型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了探討。14年，在開封新街口萬博時代廣場項目建設過程中采集8~11米深處的瓷器(片)66余件，結合隋唐洛陽城遺址以及當陽峪窯址、鞏義窯址、文集遺址、觀臺窯、禹州鈞窯和扒村窯等遺址內出土的宋元時期瓷器標本進行比對，并參照該批標本出土的地層深度，我們對該批瓷器進行了初步分期，本文扼要介紹部分界定為宋元時期的75件瓷器標本。吳汝綸是近代文學家、教育家和學者，其作品自然成為學者研究吳汝綸思想的重要參考。黃山書社于22年出版的《吳汝綸全集》，給學術界研究吳汝綸提供了一個綜合性的文本。然因載籍甚眾，該書難免有遺珠之憾。筆者在閱讀上海博物館圖書館編《冒廣生友朋書札》時，發現其中有吳汝綸應冒廣生之請而撰寫的一封回信。由于尺牘是吳汝綸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生平、交游、心態等研究的重要文獻參考資料，故本文首先通過對這封佚信中所涉及的人物進行考釋，以明確此信的寫作背景及人物之間的關系；其次結合蕭穆、周星詒及吳汝綸等人書信，對信中的"蚊船虧累案"進行了補充疏證，以了解吳汝綸為解決此事而做的各種努力。*后依據信中的內容并結合相關史料，對這封信的文獻價值進行評價，從而讓人們既能領略吳汝綸的人格魅力，又能了解到他對冒廣生的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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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結合考古出土物、傳世品與文獻，考證了鳳、凰、鸞紋的淵源和區別，以及明人對瓷器上風類紋飾的命名規則，并以此規則為依據對御窯瓷器上的鳳紋進行了分類研究。西周應國為姬姓封國，始封國君為武王第四子，與邘、晉、韓等為兄弟之國，爵位為"侯"。始封之地在今河南省平頂山市新城區滍陽鎮，轄境略相當于今平頂山市區及寶豐、魯山、郟縣、葉縣等地。應國于春秋早期被鄭國所滅。文字記載的文獻，是古代歷史研究的主要依據。但在物質文化領域，文字記載則不夠、具體和形象，給學術研究造成局限。直到2世紀中葉，以沈從文為代表的學者在繼承傳統歷史研究的基礎上，開始利用出土和傳世文物中的形象史料，結合文獻對文化史問題進行研究，形成形象史學的研究方法，并取得突出成績。在考古學科快速發展，提供大量出土資料的基礎上，形象史學的理論方法逐漸為學界認同，表現形式也在不斷創新。"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出現的完全用繪畫、雕塑等藝術形象研究表述的通史，是形象史學創新理論的新實踐，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同時，工程的竣工還可向不同文化層次，不同語言和國界的讀者展示歷史，促進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傳播，具有突出的現實意義。

近年來蚌埠雙墩M鳳陽卞莊M1和鳳陽喬澗子M2三座鐘離國墓葬的發現，為我們對其禮制進行初步研究提供了條件。獨特的墓葬形制與結構是鐘離國禮制的重要內容，這應與其族屬及崇日傳統密切相關；禮器方面，國君級墓葬的禮器組合與楚墓接近，蚌埠雙墩M1和鳳陽卞莊M1在禮器組合及用鼎制度上的差別，反映了楚文化對鐘離國影響的深化；底層貴族的葬制、隨葬品等與中原地區較為接近，而與楚制不同，楚國對鐘離國禮制的影響似乎**于上層社會。人物研究是藝術史研究的重要領域，是藝術史研究中跨學科研究的重要體現。當人物兼具跨文化、跨領域的特質時，搭建一個藝術史人物研究網絡，提煉其藝術精神，尋求藝術人物研究的獨立語境與獨特的學科范式尤為重要。本文從分析藝術史發展困境入手，主張多層面、跨學科的藝術史研究；以搭建藝術網絡與提煉文化核心為路徑，探索藝術史研究界域與研究方法 ；以近代社會活動家、音樂學家王光祈作為人物研究個案，通過對其藝術史坐標的分析，挖掘藝術家的多重身份與文化核心，使藝術史研究更趨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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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文獻記載，荒帷是周代貴族墓中用作棺飾的一種絲織品。然而，因難以保存，一直缺少考古發掘的實物證據。4年在西周倗國墓地發掘時，發現了板結在土層表面的荒帷印痕，為了解古代荒帷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我們采用顯微觀察測量、掃描電鏡(SEM-EDS)、X射線衍射(XRD)、拉曼光譜以及淀粉粒剛果紅染色法等方法和技術，對荒帷印痕和土樣進行了系統的測試和分析。結果表明，荒帷為平紋組織，經緯密度大約為38×24根/平方厘米。所用紅色顏料為朱砂(HgS)，黃色顏料推測為黃赭石。石染法所使用的膠結物應為淀粉類黏合劑，說明漢代鄭玄對《考工記》中"鐘氏染羽"的解釋確有所指。紡織品殘留印痕的科技分析可以獲取豐富的潛信息，在今后的研究中應給予足夠的重視。國家博物館于1989年征集的清乾隆祭藍釉描金粉彩御制詩方瓶，成型工藝復雜，體現了當時御窯高超的制瓷工藝；其裝飾展現出"洛"風格，代表了乾隆朝瓷器生產的時代美學風標；瓶上的粉彩花卉融合了中西兩種繪畫方法，具有典型的乾隆時期宮廷花鳥畫畫風；所題乾隆御制詩《榴花》和《題惲壽平畫：山茶》，收入乾隆二年(1731年)《樂善堂全集》。據清宮檔案記載推測，方瓶燒成時間大約在乾隆二十二年至五十年(1757-1785)左右，為宮中陳設器，當初應為成對生產。督陶官制度對御窯瓷器的燒造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正是以唐英為代表的具有較高文化藝術修養、忠于皇權使命的督陶官的監造，保證了包括御制詩類題材在內的御窯瓷器的優良品質。大辛莊遺址出土的一件玉龍，據其形態和裝飾風格判斷，應為凌家灘文化玉器。本文還收集到幾件商代和漢代的凌家灘文化玉龍的仿品。大辛莊遺址發現的玉龍、玉虎在墓葬中的位置與濮陽西水坡發現的蚌塑龍虎相似，二者可能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文化意義。從相關卜辭和本身內容來看，小臣墻刻辭可以補缺，本文對其進行了補釋，對其中一些字、句闡述了新的認識；并探討了小臣墻的身份，認為小臣墻是來自墻族的軍事首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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