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蔣乾的"山溪行旅圖"，紙本，設色，縱135厘米，橫3厘米，河南博物院收藏。無錫博物院新征集到一把青銅劍，據銘文系春秋晚期吳王僚劍，這也是目前僅見的一把吳王僚即位后自銘劍。此劍的器形到底是劍還是鈹，銘文到底是鑄銘還是刻銘?本文研究后認為該劍就型制而言，確系劍而非鈹；劍上銘文當系原鑄，而非當時或后添刻銘。96年，河南省沁陽市山王莊鎮萬善村東北發現一方明代墓志——大明故武略將軍陳公墓志銘。碑文從保衛家鄉、征戰南北、鎮守懷慶、修理城池等幾個方面簡要地概括了墓主陳興的一生，為研究明初的兵制、官制和軍事形勢等提供了實物資料。翼城大河口M117號墓出土的銅簋，內有長5字的銘文，內容為器主霸伯拜受井叔贈賜而作寶簋。銘文中有不少異體字，值得研究。霸伯簋銘中的井叔很有時代性，他是曶鼎中的井叔，也就是張家坡雙墓道大墓M157的墓主人井叔釆，有很重要的研究價值。夏商之際，分布于燕山一帶的夏家店下層文化與夏商王朝文化長期并存發展，更為強勢的夏商王朝文化必定對夏家店下層文化施加了一定影響。本文依據考古資料，首先從夏家店下層文化中辨析出中原地區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崗文化等夏商王朝文化的因素。在此基礎上，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探討夏商之際中原地區的王朝文化對北方地區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北向傳播的通道。同時，對王朝文化北向傳播的背景等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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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國土淪喪，國家處于危亡之際，西北被看作是中華民族復興的精神泉源，南京國民對此高度重視。華山因是西北的重要景點，又是中華民族英勇威武、堅韌挺拔的象征，適時成為一批愛國者抵御日寇，保家衛國的精神寄托，于是登臨華山抒發胸襟便成了的表達方式。如今我們看到的"萬方多難此登臨"、"氣吞東瀛"、"河山永固"和"正義戰勝"等，正是這方面的反映。這些刻詞所指陳的愛國精神給后世觀覽華山者時刻以警醒和鞭策。唐李元軌墓志記墓主為北門學士。此志為今見*早與北門學士相關的資料，但從墓志所記李元軌仕宦、職事及任職時間等因素來看，他不可能是真正的北門學士，只是北門一個下層文吏而已，墓志稱其為北門學士實為諛墓風氣下的攀附之舉。本文從侯馬鑄銅遺址出土鼎模入手，在對鼎各個部位陶模進行詳細分類與重新認識的基礎上，探求制模過程中工匠如何分型。根據各部位鼎模分型特征結合典型的晉式青銅鼎復原出鼎的分型圖，并與殷墟孝民屯出土鼎模相比較，指出商周青銅器制模工藝的傳承、創新與發展，進一步說明分型制模的進步性。本文得出了鼎耳、鼎足、鼎腹部、捉手等部位分型的新認識，這些部位的分型都與紋飾的復雜程度有關。

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是我國北方草原地區的土著文化之一，其以豐富而形象的動物紋聞名于世。本文選取若干動物紋樣，藉以說明北方草原先民崇尚力量，追求勇猛和剛健的審美。四川渠縣是現存古代石闕*多的縣域。在現存的六組石闕中，有三組晚期石闕的年代被一些學者推定為兩晉時期。實際上，從這些石闕的形態分類和演變軌跡來看，它們之間銜接得十分緊密，有些形制間還存在著彼此交錯的現象，年代*早與*晚的石闕之間的年代跨度不應長達東漢中期至東晉時期。這些石闕被判斷為晉代特征的建筑形式和雕刻風格，在東漢晚期(*晚到蜀漢)的四川地區就已普遍存在，僅從風格難以推斷這些石闕延續到了兩晉。兩晉時期全國和四川已經沒有墳墓前立闕的社會氛圍，全國沒有發現一例兩晉石闕實例就是這種社會背景的反映，晉代四川地區不可能還繼續在墓前立闕。先前以渠縣晚期石闕作為晉代石闕的例證，推斷一些新出石闕為晉代石闕的結論應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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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秦安大地灣和隴縣原子頭等遺址"史家類遺存"的內涵、分期與年代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對渭水流域"史家類遺存"的時空分布及其源流進行探討，認為"史家類遺存"源自仰韶文化"半坡類型"，是介于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之間的文化遺存。廟底溝期文化主要源自"史家類遺存"，關中地區應是仰韶文化的演化中心。在環境惡劣、條件艱苦的抗日根據地，十分重視美術宣傳，經常因陋就簡地舉辦形式多樣的美術展覽，如室內畫展、街頭畫展、流動畫展等。這些美術展覽的內容絕大多數是揭露日本主義的侵略罪行、歌頌人民偉大的抗戰精神，也有針對隊伍中的不良社會現象進行批評的。為了加強美術展覽的宣傳效果，有些美術作品有時還與其他藝術形式相配合。與國統區不同，抗日根據地美術展覽很少有單一畫種的展覽會，更多的是漫畫、木刻、石版畫、連環畫、年畫，還有素描、速寫、油畫等繪畫種類一起混合展出的綜合性畫展，顯得稚拙而不夠完善。但這些美術展覽既豐富了戰時的文化生活，又鼓舞了根據地軍民的斗志和增強了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使美術成為抗日救國的有力。洛陽古代藝術博物館征集到一批金代雕磚，雕磚內容有門吏、樂伎、孝子故事、花卉、動物、力士等。其中孝子故事磚上有包括孝行排行、孝子姓名等內容的榜題，還有兩塊花枝童子雕磚。根據文獻記載，花枝童子圖像應定名為化生圖。文中通過對河南淅川和尚嶺春秋墓葬所出青銅祖槷銘文的釋讀，考證此類器物的性質實為古人致日測影之槷表，并正其名曰"祖槷"，糾正了學術界以往普遍將之視為鎮墓獸座的錯誤觀點。同時，在研究先秦時期的致日制度及相關器物的基礎上，闡述了以器喻德的獨特觀念，建立了自新石器時代至秦漢時期圭表測影的固有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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