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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方尊是西周成王時器。銘文記載了邢侯于鎬京朝見周王、周王到京舉行祼祭與肜祭、在辟雍舉行大禮與射禮、在寢宮與賞賜邢侯等事件。邢侯去鎬京朝見之時，正逢周王在京舉行祼祭和肜祭，但邢侯沒有參加這二項祭禮，只是在到達宗周的翌日參加了周王在辟雍舉行的大禮和射禮。本銘之大禮應是一年一度的天子始乘舟的典禮，辟雍大池的水上射禮則是這次大禮的一部分，它與作冊般銅黿所記商代洹水水上射禮應有一定的淵源，而與戰國時期的乘船弋射則有著直接的傳承關系。由于它是周王款待來朝邢侯的一項禮儀活動，故此次射禮的性質當屬于賓射禮。賓射是諸侯朝覲天子或諸侯相會時舉行的射禮，它常與饗、食連言，是朝聘禮中主國接待賓客所行之禮儀或饗禮的一個重要儀節。又多與大射、燕射并舉，是古代非常重要的一項禮儀制度。本文從書法特點、書寫背景、歷史文獻價值等方面對國內所藏《總兵帖》、《安豐令卷》、《高郵令卷》、《行書手諭》、《大軍帖》、《致駙馬李楨手敕卷》、《跋李公麟臨韋偃牧放圖卷后》等七件明太祖朱元璋傳世法書進行了綜合研究。七件法書體現出較為一致的書法風格，內容或見于歷代著錄，或為明清內府收藏，確定為明太祖真跡。它們不但具有重要文物價值，也是研究明建國前及明初歷史的珍貴史料。11年底，為配合晉城至陽城一級公路的建設，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對澤州和村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發掘面積7平方米，發現仰韶、二里頭、兩周等多個時段的文化遺存。這是晉城市首次科學發掘的先秦時期居址，進一步加深了我們對晉東南地區這些階段文化面貌的認識。首先，和村仰韶時代中期遺存，進一步明確了晉東南廟底溝文化早期的具體文化內涵。其次，和村夏時期遺存的揭露，初步展示了沁河上游地區二里頭時期的文化面貌，也為進一步辨識這一時期山西漳河流域和沁河流域的文化類型奠定了基礎。此外，和村周代遺存彌補了晉東南兩周考古居址材料的空白，特別是無足根袋足鬲大量出現，與有足根聯襠鬲并存的情況，展現了晉東南兩周之際居址材料中別具一格的一面，這也為探討其與中原文化關系打開一扇窗口。登封窯包括潁陽、君召、石道、大金店、白坪、徐莊、宣化、大冶等8個鄉鎮，面積約5平方公里。河南登封地區古代瓷窯址的分布范圍、文化面貌、年代、性質等較為清楚和一致，以"登封窯"的名稱對登封地區的瓷窯址統一命名，比較合適。河南博物院藏黃釉扁壺在造型上與北朝以前的銅、漆等扁體器物并無承繼關系。壺腹部裝飾胡騰舞樂舞圖案，圖案采用近大遠小的平行原理構圖，與西方繪畫藝術表現手法相似，線條的運用與波斯銀器人物刻畫相似，有濃郁的西方特征，它可能是西方文化與絲綢之路上各種文化交流、融合的早期表現或西方輸入品，這種風格一直影響至隋唐。9年冬至21年春，焦作市文物工作隊在南水北調焦作蘇藺村段開挖的河道內發現以漢代時期為主的6座磚瓦窯。其中Y6保存極其完整。窯址的發現不僅填補了焦作地區未發現有窯址群的空白，同時為我們研究戰國至漢代時期窯址形制、結構、燒制技術等提供了十分珍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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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天佑是我國近代西學東漸歷史時期引進西學、振興中華的杰出工學家。他于1872年被清選派赴美留學，1881年于耶魯大學土木工程系鐵路工程專業?；貒?，在備受清種種冷遇和困難面前，詹天佑知難而進，于1881至1888年先在福州船政后學堂學習輪船駕駛、后在該校任教；隨后調往廣東博學館、廣東水陸師學堂教書并測繪廣東沿海海圖和修建炮臺，參與海軍建設。在這學非所用的7年時間里，詹天佑受到的教育和磨練對他一生有著重大影響，為他日后對中華民族做出重要貢獻打下堅實基礎。馮氏為魏孝文帝時期勢力的外戚。馮熙、馮誕分別薨于平城和南征途中之鐘離。孝文帝以特殊禮遇強制將父子二人葬于洛陽，并親撰碑志。這是隨后孝文改制中遷洛官民不得北葬等系列漢化政策的開端。馮氏父子墓地的選擇，對于以孝文帝為首的洛陽北魏帝陵區的規劃具有巨大推動作用。小長山漢墓群為徐州地區一重要的漢墓群。8年9月發現并發掘的M4為其中較為重要的，雖然被盜掘，仍出土8件精玉器，包括玉枕、雙層玉面罩、玉塞、玉蟬、青玉璧等，尤其是雙層玉面罩的發現，在徐州乃至全國尚屬首次，不僅增加了面罩的新類型，而且解釋了面罩結構方面的一些問題。

商周時期，吳、越兩國創造出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青銅文化。新成立后，隨著考古資料的積累和研究的深入，學術界對商周時期吳越地區青銅器的面貌和特點有了逐漸清晰的認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若干著錄于外文文獻中具有吳越風格的青銅器進行了逐一介紹，并結合考古發掘資料進行了相關討論。這些青銅器包括懸鼓環、三足壺和方卣，時代分屬春秋晚期、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懸鼓環以人物雕塑為裝飾，三足壺以吳越地區的陶器為原型，方卣則是對中原地區青銅方彝的模仿和改造。這些資料對于廓清吳越地區商周青銅器的整體面貌、探討吳越地區商周青銅器的特點都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商周玉石容器在大型墓葬偶有發現，與同時期的容器在形制、紋飾、尺寸大小上極為相近。本文就玉石器皿的器型、紋飾、年代等問題，結合墓葬出土的青銅器、陶器等進行類比，認為玉石容器與青銅禮器的相似性主要表現在簋、盤、豆、觶這幾種器型上，紋飾方面也盡量模仿青銅器但較為簡單，但也有器物仿陶器。商代的玉石器皿以實用器為主，主要出土于殷墟，西周則主要發現于周原地區，均為把玩的小器皿，而非實用器。古代人造硅酸銅鋇顏料主要包括三種，紫色的紫(BaCuSi2O6)、淺藍色的藍(BaCuSi4O1)和藍色的深藍(BaCu2Si2O7)，這三種顏料在戰國晚期至東漢晚期的大量使用。本文在對大量古代硅酸銅鋇顏料樣品分析研究的基礎上，探討了該類顏料的原料、燒制溫度以及坩堝對模擬制備的影響。用石英粉作為硅源，銅綠和氧化銅作為銅源，硫酸鋇、碳酸鋇和氧化鋇作為鋇源，氧化鉛作為鉛源，模擬制備出了三種古代人造硅酸銅鋇顏料，即紫(BaCuSi2O6)、藍(BaCuSi4O1)和深藍(BaCu2Si2O7)。


本文探討了殷墟村南系列田獵卜辭中的田獵時間、地點、方式，田獵與祭祀、農事、戰爭的關系，歷組和無名組田獵卜辭的差異等問題，并涉及各組類田獵卜辭的數量、田獵諏日、持續時間、田獵地、犬官、相關時段名、田獵動詞、祭祀動詞、田獵卜辭的文例等。文人畫歷史悠久，傳承有序，是*具傳統書畫意趣的形式之一，但主要局限在以宮廷、士大夫為核心的社會上層中流行。得益于白瓷的研制問世，元明清文人畫通過和陶瓷的結合，大規模地走向民間社會大眾，傳播其審美觀念和語言形式，從而提升了陶瓷的發展空間，也為文人畫的廣泛傳播提供了渠道。本文對尉氏窖藏出土的9枚銀鋌測算了尺寸和重量，對銀鋌所屬時代和上面的"南劉錢銀"、"東李七家"和"出門稅"等銘文進行了考證，指出"出門稅"即文獻中的"門稅"。歌舞游宴的傳統，能文能詩的蜀伶活躍于官府私第，兼之山川地土養成的靈心慧質，更有匯聚八方的文化交融，是川南宋墓石刻的社會成因和歷史背景。以整個南宋為底色，從藝文的角度來審視川南宋墓石刻，并兼及"物"的考校，可以發現與"詩"(此中總括詩詞歌賦與劇曲)相應的許多生活內容，這里有著對細節的格外用心以及隨之而來的于表現內容的擇取和表現形式的若干獨創。雖然是墓室營建，但設計者和制作者意欲展示的依然是世間聲色：快活、明朗、熱鬧。此外它的難得尚在于，古人言寫真，即今所謂"肖像畫"，墓葬藝術并不在論列之內，然而掌握此項技藝的畫手、刻工數量必然不少，他們與宋人筆下的寫真高手當是聲氣相通，而成為推助肖像畫發展的不可忽略的人群。川南宋墓石刻正是出自這樣的創作者，今再現世間，對美術史來說，也是具有認識價值的寶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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