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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實驗室及特設監獄遺址(俗稱"四方樓")是七三一舊址中*為核心的要害部門，通過對該遺址的發掘與研究，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尋找出七三一直接的犯罪證據和毀滅犯罪事實的證據，同時亦可以搞清其建筑格局與施工工藝，為研究日偽時期建筑特點提供手資料。"四方樓"發掘，是首次按照考古工作規程對七三一舊址進行的科學揭露，揭開了七三一舊址考古工作和歷史研究嶄新的一頁。在發掘中，對各種遺跡現象進行了較為的文字、繪圖、測量、照相、錄像記錄，為今后室內資料整理、報告編寫乃至研究、保護、復原、展示等，提供了詳盡的科學依據。爆破穴點和焚燒灰坑的發現，是日本侵略者毀滅犯罪證據的直接證據，是不可多得的無可爭辯的手例證。"尹光方鼎"(舊稱"邐方鼎""乙亥父丁鼎")與"聽簋"(又名"邐簋""京簋")的定名素有較大爭議，"邐""唯各"" ""享京"等字詞的斷句與解釋是整篇銘文釋讀與確認器主的關鍵所在。"邐"是動詞，佐匹、襄助之意。""讀為庭或廷。"各"與"享京"分別是兩器的受賜對象與鑄器者，故應定名為"各方鼎"(或"各鼎")與"享京簋"。新發現的鮑子鼎銘文，經吳鎮烽先生考釋，基本無疑義。本文僅對銘文中"君"字的理解略事補苴，并對"柬"字的考釋提出不同看法。認為"柬"當讀為"間"，訓為"間隙、嫌隙、隔閡"等義，是作器者鮑子委婉地祝愿鮑家的女子仲匋姒不要被夫家所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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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室東壁窟門上方繪獨立的供養人像是敦煌吐蕃、張氏歸義軍時期特有的現象。本文以敦煌吐蕃時期的紀年窟陰嘉政窟(莫高窟第231窟)窟門上方《陰嘉政父母供養像》為基礎，從佛事儀軌、吐蕃習俗兩方面分析了吐蕃時期窟主父母供養像呈執爐胡跪之姿的原因，結合現存邈真圖像、文獻探討了窟主父母供養像與邈真之間的關系，并討論了此類圖像所體現的洞窟祀祖的功能。1年11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對興縣劉家峁遺址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劉家峁遺址包含有仰韶晚期和東周時期的文化遺存。仰韶文化晚期遺存的發現，填補了晉西北新石器時代遺存文化譜系的缺環，有利于加深對史前時期晉、陜、蒙間文化傳播、交流通道的認識和了解；東周遺存的發現對于進一步了解晉文化的分布范圍及其影響有重要意義。下河遺址大型房址FFF3均為半地穴式五邊形建筑，年代為廟底溝文化時期。這種大型建筑是我國宮殿建筑的濫觴。房屋的營建大致包括六道程序，房內的地面均為料姜石制成的白灰鋪設。F1為目前所見同期房址中者，對認識下河遺址廟底溝文化時期聚落的組織管理和資源調度等具有重要意義。中法戰爭后，清與法國于1885年簽訂了不平等的《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十款》，即《天津條約》。根據條約，中法在隨后的十余年間會勘了與越南的邊界。國家博物館館藏的桂越邊界與粵越邊界舊界碑就是此次勘界后中法共同豎立的。這些中越舊界碑見證了百年前的中法戰爭以及中法會勘廣西、廣東與越南邊界等重大軍事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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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采用拉曼光譜分析法和薄層色譜法，對河南博物院院藏袁世凱藍呢禮服上藍色染料的化學成分進行了分析。研究結果顯示，袁世凱藍呢禮服上藍色染料的化學成分為合成靛藍，說明了合成靛藍染色布料在當時已經開始出現，這在科技史和考古學上具有重要意義。焦作出土漢代陶倉樓系目前保存下來較為完整的秦漢建筑的實物例證，其種類多，特色鮮明，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內涵。本文根據歷年來相關考古報告和研究資料，并在實地考察部分館藏作品的基礎上，逐一對不同形制的陶倉樓進行了考釋。博物館與圖書館作為人類知識的儲藏、研究、保護、教育機構，從它們產生的那天起就有著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聯系。從希臘的柏拉圖學園、呂昂克學園，到埃及的繆斯神廟，人類*早的博物館與圖書館應是合而為一的。對收藏物的研究和以圖書形式對研究成果的保留，決定了博物館與圖書館之間的關系不僅是兩個機構的關聯與結合，而且是人類認知世界的方法的兩種基本形態的邏輯勾連。但從其發展的整個歷程看，兩者經歷了從合一到分體再到共享、融合的一個過程。如今基于信息技術下的博物館與圖書館的現代融合正在為知識教育和研究打開新的服務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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