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豫之門收藏大講堂》
王翚一生臨仿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已知的至少有七本，今存世有三本，分別收藏于美國弗利爾美術館、遼寧省博物館以及北京故宮博物院。其中臨仿時間*早的為《過云樓書畫記》卷六所引《真跡題跋錄》記載的"石谷《富春山圖》尚有壬寅長夏避暑修吉堂臨本"。因惲壽平與王時敏都曾經提到王翚在常州為唐宇昭臨《富春山居圖》，以致學界以為給唐宇昭的臨本便是"壬寅本"。但顧氏過云樓舊藏《真跡題跋錄》一書稿本還存世，據書中所記，知"壬寅本"并非為唐宇昭所臨，而是另有其人。本文通過文獻與書畫材料，考證了《真跡題跋錄》的作者以及"壬寅本"的上款人身份，并對王翚康熙十一年(1672年)與常州近園主人楊兆魯的交游以及在近園的活動作一鉤沉。甘肅發現的北魏至隋代千秋圖像作為中原句芒、千秋向唐代敦煌壁畫迦陵頻伽圖像轉變的中介，更多源自它們在死后世界想象中的角色功能，而非僅為人首鳥身的組合形式。迦陵頻伽是作為佛教西方凈土思想的組成因素出現在敦煌壁畫中的，古代佛教藝術中的迦陵頻伽*早應為出現于唐初的"敦煌風格"迦陵頻伽。"敦煌風格"迦陵頻伽是印度緊那羅形象、印度迦陵頻伽文本、敦煌唐代佛教畫工、唐代凈土信仰、中原先唐人首鳥身形象等多種因素碰撞的結果。"敦煌風格"迦陵頻伽的共同點體現在華美頭冠、伸展雙翼、修長卷尾、站立姿勢、樂舞角色、凈土場景等方面；有些迦陵頻伽在雙手合十姿勢、獻鳥獻物角色、邊飾紋樣功能等方面有所突破。"敦煌風格"迦陵頻伽在盛唐以后東進中原，出現在中原佛寺塔基地宮、佛教金棺銀槨、皇室貴族墓葬等藝術載體中。74年4月，河南省洛陽市郊區李樓公社五郎廟村七隊村民上交一批古代鎏金銅造像，據稱是農民在取土時發現，估計是一處窖藏。這批鎏金銅造像除較殘者外，基本完整者11余尊，從特征上看均為唐代之物。造像種類有佛、菩薩及天王，其中菩薩造像占絕大多數。佛像有立姿、坐姿和樹狀化佛三種。造像作樹狀，樹冠分作五枝化佛和七枝化佛，每個化佛頭頂部有一尖頂狀飾物。菩薩像形態較多，有立姿和坐姿，左手舉柳枝和右手舉柳枝之分，背光形式為蓮瓣形，但又有實心、空心以及周緣有突結等變化。天王像僅一件。洛陽唐代銅造像以往在墓葬或遺址中有零星發現，但一次發現鎏金銅造像數量達百余尊，在洛陽還是次，在全國范圍內也是極少見的。無論是佛像還是菩薩、天王，均與洛陽所見唐代造像風格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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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古城位于今河北省石家莊市北部的滹沱河北岸，是國務院公布的第三批歷史文化名城中的一座，城內高密度分布的隋唐以降的文物古跡保存狀況相對較好，大體具備分析其平面格局的條件。本文在梳理正定城址變遷歷史的基礎上，運用古今重疊型城址的研究方法，點、線、面相結合，由近及遠，依次復原了清光緒時期、明末清初、唐寶應至明正統、唐初至唐寶應等四個階段正定城的城市范圍與平面格局，厘清了初唐以來正定城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特點和重要變化。唐初至唐寶應年間的鎮州城呈四門十字街的格局，十字街將全城分為四個坊，各坊內均有"十字區劃"法的殘留。寶應年間李寶臣之拓城，系在舊城的四面重筑城墻，從而使舊城成為新城的子城。明代正統年間的拓城對整座城池的形態改動較大，城墻呈現"地陷東南"的外部形態。


曲沃代翼后，向南擴疆拓土。春秋中期前，沃饒而近鹽的涑水流域基本被晉國占據。該區域已發現多處春秋墓地，學界對其年代與性質的認識尚不統一。文章選取涑水流域的春秋墓葬為研究對象，利用考古類型學，對出土器物進行了細致研究，確立了涑水流域春秋墓葬的年代框架；并對墓葬等級、葬俗、出土器物的文化因素及其他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作者認為，涑水流域春秋墓葬可分早、中、晚三期，年代分別相當于春秋早、中、晚期；葬者頭向多北向，葬式多為仰身直肢，極少見殉人和殉牲；晉文化為其主要因素，另有少量北方、楚文化因素。橫水墓地乃懷姓九宗之一宗；上郭村墓地地處古曲沃，是晉國核心區墓地；廟前墓地當歸屬魏氏；程村、南相墓地的葬者與智氏或魏氏密切相關。文章指出，晉國占據了涑水流域后，將其中一大部分封于臣下。至春秋末期，這些土地成為卿大夫內斗、三家分晉的經濟基礎。
山東滕州漢畫像石館藏有一塊疑似早期佛教內容的漢畫像石。本文通過對其圖像志的分析，結合山東地區其他漢畫像材料，并將其放置在漢代佛教初傳的視野中，將其初步定為"胡人禮佛"題材的漢畫像石。這一圖像與同時期犍陀羅美術中"梵天勸請"佛傳故事圖像形成可供對比研究的序列，代表了早期佛教與本土信仰和儒家信仰在魯南地區的碰撞和融合，對研究早期佛教藝術在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清代金石學發展迅猛，黃易為乾嘉時期的金石學家。山東博物館藏《黃小松輯釋吉金拓本》為清稿本，是目前所見研究黃氏金石收藏，尤其是古代銅器銘刻方面的珍貴資料，也是研究清代金石學發展的重要資料。由于拓本集流傳日久，在黃氏之后經過了很多學者的題跋和考釋，其收藏和流傳情況不甚明晰。本文通過對《黃小松輯釋吉金拓本》中黃易以后的題記情況和遞傳順序進行分析，對九皋、楊鐸、黃咸寶、丁彥臣、匡源、李山農和李家愷等金石研究學者進行考述，厘清《黃小松輯釋吉金拓本》的流傳經歷，進而梳理出清代山左金石學發展的基本脈絡。

山東泰安龍門口遺址出土兩件青銅簠，器蓋與器身內底部鑄有相同銘文，根據銘文內容可將銅簠定名為"商丘叔"簠，其時代為春秋早期。有學者認為"商丘叔"簠系衛國銘器，筆者則認為其為春秋早期宋國器。

江西瓷業公司是清末成立的新式窯業公司之一。柯逢時的奏折《開辦江西瓷器公司折》盡述其成立緣由，并啟發我們對其進行深入探究。江西瓷業公司的成立幾經波折，其生產與經營有別于景德鎮之舊工業，引進了新式公司組織形式，且興辦瓷業學校；公司將清御窯廠納入其景德鎮總廠之中，在一定時間內承擔起向清宮廷供瓷之責任。
自然環境是影響人類選擇居址的重要因素。通過對靈寶鑄鼎原新石器時代聚落所處地貌類型的考察，我們發現，仰韶文化初期、早期，人類主要居住于較低的河流階地等地貌類型上；仰韶文化中期，人類居住范圍擴大，除河流階地外更高的黃土臺塬、洪積扇成為人類居住的重要地貌類型；從仰韶文化晚期開始，人類居住的重心轉移到了黃土臺塬、洪積扇上，并且這一趨勢一直延續到龍山時代。從早至晚，人類居址存在一個向更高地貌面轉移的趨勢。同時，區域水系也是影響聚落分布的一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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