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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村商代青銅器出土于山西隰縣城南鄉，其年代為殷墟一期偏早階段，與呂梁山一帶發現的大量商代晚期銅器差異較大，較為特殊。同時，也表明至少在殷墟一期左右，商文化的中心區域已經與呂梁山地保持了較高等級的文化交流。本文通過對稻(Oryza sativa)作和粟(Setaria italica)作遺存的發現、環境背景和考古學文化關系的分析，梳理了早期農業發展的動態過程，將其分為醞釀、萌芽、確立、快速發展和穩定發展五個階段，并認為"南稻北粟"農業格局從農業初始階段即已奠定。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一個動態變化的模糊地帶—稻粟混作區。該區隨著氣候環境的變化，呈現南北擺動的動態變化狀態。水稻的北進、小麥(Triticum aestivum L)的傳播等豐富了黃河流域的作物結構，加上起源于本地區的粟、黍(Panicum miliaceum)、豆(Leguminosae)類，形成了相對穩定的以旱作農業為主的生業模式；在南方長江流域，采集經濟的比重則隨著稻作農業的發展逐漸降低，形成了有別于華北地區且比較穩定的以稻作為主、漁獵采集并重的生業傳統。原河南省文物交流中心曾經征集到一件人首形玉佩，通過與石家河文化典型玉器的對比，可認定其來源于石家河文化，年代為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代早期，墓主可能是當時酋邦中專門從事巫術活動的巫師，它是巫師主持祭祀或行使巫術時通天致神的法器。本文簡要報道了近年來我們在渤海南岸地區發現的東周時期鹽業遺址群資料，重點介紹了鹽業遺址群分布、規模、堆積特點、年代、出土制鹽用具及其所反映的制鹽工藝流程和生產性質，并探討了該地區東周時期鹽業遺存資料與相關文獻所記載齊國鹽業生產情況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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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洞英山雜劇圖是一幅線刻七人雜劇圖，位于山西省洪洞縣左家溝鄉英山的舜帝廟里，對研究北宋前期的雜劇形態具有重要的價值。英山雜劇圖內容為二雜劇色作場表演，兩側為樂部教坊鼓色、笛色、歌板色、杖鼓色、篳篥色。教坊鼓色、篳篥色，頭部均戴諢裹，推斷應為雜劇演員，真正的身份很可能是雜劇行當中的副凈、副末，在其搬演的劇目中無需演出時，兼職司樂。笛色頭戴東坡巾，也可能是兼職司樂的雜劇演員，在正雜劇的演出中有可能是職司引戲或者末泥的行當。本文以靜態的畫面作為基點，復原英山雜劇演出的動態過程，認為英山雜劇圖表現的應是正雜劇演出之前的"艷段"，情節簡短，所需演出腳色少，副凈、副末等主要腳色行當尚未開始演出任務，又因"路岐"劇組的規模有限，故而在"艷段"中兼職司樂伴奏。這個簡短的艷段演出完畢，再行搬演正雜劇。陜西鳳翔縣南郊唐墓M17中出土的絹質漢文陀羅尼經咒繪寫本，其主體內容是唐代盛行的《佛說隨求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經咒中心和周邊的圖像對理解唐代真言的構成有著重要的啟示性作用。本文對經咒中涉及到的圖像進行簡單的對比分析，認為經咒中心圖像為一頭戴虎頭冠的披甲執銳武士形象。此類虎頭冠圖像發軔于西方，向東融匯佛教中的天龍八部思想，進入中土之后，經過了若干次變容和轉化，成為具有"護國、護教、護城"戰神之力的毗沙門天王形象。這種形象的出現正與鳳翔墓地的時代背景相契合。經咒周邊為佛教手印、花卉紋等構成的組合圖案，以及經咒書寫方式的結構—環繞式構圖，共同構成了較為完整的曼荼羅壇城的表現形式。此外，鳳翔經咒中所表現的思想有可能與墓地殺殉現象存在一定關系。91年，河南洛陽孟津縣出土武周岑平等墓志，墓主為唐代名相岑文本、劉洎兒媳。墓志撰者"侄羲"乃岑平等堂兄弟岑景倩之子，岑平等與岑羲實為堂姑侄關系。岑氏劉廣宗及其家族墓均在故鄉江陵，但其獨葬于洛陽邙山，既與其信仰佛教有關，更與自武后時起山東士族與僑姓士族遷移洛陽的潮流相系。南陽岑氏為僑姓高門，入唐尤為顯赫，為一門三相，唐代前期只有蘭陵蕭氏能與之比擬。岑平等卒時，其伯父文本、從兄弟長倩二宰相皆已作古，而撰者對此只字未提，這在習慣自矜門第的唐代士族墓志中顯得不同尋常，反映出對武周時岑長倩冤獄的莫大忌諱。該墓志稱岑平等僅有一子，即鄭州司倉參軍劉敦行，據193年洛陽出土劉敦行神道記云，敦行為薛氏所生，岑氏實乃嫡母。鹿野苑石窟開鑿于北魏獻文帝時期，位于平城北苑西山中。作為一處皇室宗教營建，其布局設計有著自身獨特的歷史背景和涵義。《北魏平城鹿野苑石窟調查記》認為，第6窟"造像組合出現了一佛二菩薩和窟口外兩側各雕一力士的新形式"，這一結論是需要謹慎對待的。鹿野苑石窟的造像組合應是一佛二菩薩，窟外兩側的力士像年代應與云岡第二期偏晚或云岡第三期石窟相當，很可能是在北魏中期末或晚期補刻的。

為研究貴州青銅時代銅器技術特征，本文對紅營盤墓地出土的17件銅器進行金相觀察和掃描電鏡能譜分析，結果表明：春秋晚期至戰國早中期，紅營盤青銅技術進入相對成熟階段；銅器材質以錫青銅為主，錫含量較穩定，配比較合理；工藝以熱鍛及冷加工為主；柳葉形銅劍可能產自紅營盤當地。國家"非遺"保護項目——深圳市沙頭角魚燈舞是一個融南北文化為一體的頗具嶺南文化特色的廣場舞蹈。它對于中原文化、客家文化、嶺南文化、民俗學和原始宗教信仰的研究均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图以?魚"、"吳"諧音，寓意特殊。值得注意的是，沙頭角客家吳氏傳承的魚燈舞，由于長期以來人們無法科學解釋這一現象，便把它編成了"群魚"反抗"魚霸"的故事而廣泛流傳民間。如果從魚圖騰崇拜的角度分析，魚燈舞的源流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氏族公社時期的魚祭巫術活動。這一文化形態是吳氏族人從黃河流域南遷的征途中，經過不斷吸收、融合和發展形成的。石家河遺址核心區域的勘探與發掘所發現的譚家嶺城址是石家河城址的前身，為認識該城址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重要線索。印信臺遺址祭祀遺存、三房灣遺址制陶作坊遺存等，是深入研究石家河城址功能分區的重要內容。


二里頭文化中的非鑲嵌類綠松石制品均作為服飾之用，以珠管為主，也有少量墜飾。按其功能劃分主要有耳飾、項飾、腕飾、冠飾等。加工過程中存在因料取形，形制上亦表現出無序的多樣性，據現有資料尚不能判斷形制和使用方式間的相關性。非鑲嵌類綠松石制品在二里頭文化一期時即已出現，二期之后日漸繁榮，均出土于貴族墓中的成人墓內。通過對時代特征強、演變快的陶器進行分析，可將大同南郊北魏墓群進行重新分組，167座墓葬共劃分為五組，其中包含兩個數量不多的過渡特征組。遺跡現象表明，第三組時是大同南郊墓地形成的巨變時期，此時北魏經歷了太和改革和遷都洛陽，第三組墓葬所表現的維持和破壞并存的狀況，當是當時現實社會的真實寫照。7～29年對溝灣遺址進行了發掘，發現大批新石器時代的遺跡、遺物，尤其重要的是發現和探明了遺址外圍仰韶文化不同時期的大、小兩個環壕，填補了漢水中游地區史前聚落考古的一項空白。依據層位和出土遺物，該遺址的仰韶文化遺存大體分為四期，時代從仰韶文化早期晚段到晚期早段。7年對唐戶遺址進行的發掘，共發現裴李崗文化時期的房址41座、灰坑169個、溝2條、墓葬1座，出土了一批裴李崗文化時期的遺物。這批材料豐富了鄭州地區裴李崗文化的內涵，有助于研究裴李崗文化的性質、分期和聚落形態，以及建筑方式、生業形態、社會組織等。8年度對麥坪遺址的發掘，共清理房址5座、墓葬13座、灰坑12座，出土陶器、石器、銅器等各類遺物2余件。該遺址是大渡河中游地區的一處中心聚落，本次工作區分出四類不同的文化遺存，對遺址的分期和年代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為研究本區域的考古學文化譜系提供了重要資料。6～28年對西金城龍山文化遺址進行了發掘，在遺址中北部發現了一座龍山文化城址，面積達3.8萬平方米。此次發掘位于城外，發掘面積52平方米，清理了城墻、壕溝、灰坑和水井等遺跡，出土一批龍山文化陶器和石器，整體文化面貌屬于中原龍山文化中晚期，另外還發現了粟、水稻和小麥等農作物遺存。曹操墓早期盜洞位于后室頂部偏北處，開口在南北朝地層之下。盜掘時代應該在曹氏政權滅亡以后不久，即八王之亂時期。這次盜掘曹操墓，是一種上的報復，迷信上的破風水，是擔心曹氏復辟。盜墓者可能是司馬氏的諸侯王。大云山漢墓區為西漢代江都王陵園。為了解大云山西漢江都王陵出土用材，對大云山漢墓13個取樣的用材進行了鑒定，鑒定結果為柘樹、錐木和竹子，三種用材均適合作為用材。1年冬，洛陽市伊濱區諸葛鎮1號安置小區內出土了一盒墓志，記載時代先后跨越了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志文內容涉及后漢李崧冤案、北宋李昉淵源等較多歷史問題，起到了很好的證史、補史的作用，對研究這段時期的歷史具有重要價值。1年1月至211年1月，為配合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建設，鄭州大史學院考古系對滎陽后真村墓地進行了考古勘探與發掘。清理出唐至金代墓葬共1座，其中唐墓2座、宋墓7座、金墓1座，部分墓葬出土遺物較為豐富，為唐宋時期喪葬習俗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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