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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徐州北洞山西漢墓壁龕出土一批保存完好的彩繪儀衛俑，其所佩飾物的形制和色彩尤其清晰，是秦漢佩綬形象珍貴的圖像材料，揭示出有關漢代佩綬制度的一些新問題。參照北洞山漢墓陶俑所見實例，可知過去文獻常見的"印綬"連稱，在實際佩戴過程中并不具備可操作性。北洞山漢墓陶俑以更直接的"印"、"綬"形象揭示出它們之間的間接聯系方式，即以較細的絲織物"縌"作為系帶從而使"印"、"綬"相關聯，也次向世人展示出"綬"之構件"縌"的直觀形象。此外，本文結合歷史文獻認為，這批陶俑之佩綬具有早期過渡期的特點，西漢初年的綬帶形態尚不固定，朝廷雖已行印綬之制，對不同等級的官秩所佩綬色有簡單規定，但尚未如東漢一樣形成體系完備的規制，漢綬本身在兩漢時期存在變化。在此基礎上，秦漢時期的印綬制度的發展也存在一個逐漸完備的過程，"綬"作為一種佩飾名廣泛使用應在兩漢時期，而真正意義上"佩綬"成風也發生在漢代。新成立6年來，考古學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學科體系逐漸完善，考古隊伍不斷擴大，專業素質顯著提高，理論方法豐富多樣，重要發現接連不斷，研究成果數不勝數，對流日益活躍。一系列的豐碩成果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古代歷史和文化的認識，考古學正在迎來發展的黃金時代。娘娘寨城址是鄭州地區新發現的一座周代城址，種種跡象表明，該城址與鄭國東徙其民有很大關系，應為桓公"寄孥"與武公東遷的重要都邑。本文以桐柏月河M1出土玉器為例，討論了春秋晚期玉器加工工藝，基本包括開料、打磨、陰刻、減地、透雕和鉆孔等六類。其中，旋轉砣具已經非常成熟地運用于陰刻工藝，偶爾運用于減地工藝，但尚未用于鉆孔等其他工序。春秋晚期，禮玉更多表現為佩玉，因而玉器的器型和工藝也隨之發生變化，以適合裝飾的審美需求和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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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重建風后八陣圖碑》為底本，考證了《風后八陣圖記》的異文，顯示《重建風后八陣圖碑》文獻價值。《重建風后八陣圖碑》是研究古代兵法和獨孤及文學創作的珍貴實物資料。安陽殷墟考古發掘出來的人類頭蓋骨顯示，早在殷商時期，即存在中原人與中亞人及歐洲人的往來。歐洲人和中亞人的到來被有的學者認為參與了政體的形成過程。靈寶鑄鼎原唐《軒轅黃帝鑄鼎碑》是目前發現研究黃帝文化及中華文明探源點北陽平聚落遺址群*早的碑刻資料。本文結合碑刻、拓本及文獻等資料，對閿鄉縣志中記載的該碑碑陽內容存在空缺字、釋讀錯誤等問題，和出現后世補刊謬誤以及碑陰刻石文字等情況進行了研究探討。

*近海昏侯墓出土了一件"玉飾"，由于人們對其造型存在爭議，所以其形象一直未有定論。將其與之前出土的玉熊造型及風格比較可以確定其為熊形，玉飾可以稱為"熊形玉飾"。?；韬钅钩霈F熊形玉飾與劉賀的思想觀念、漢代的黃老之學、熊圖騰信仰等密不可分。從民俗文化意義上講，這件熊形玉飾具有驅邪避惡、保護墓主人靈魂不受侵擾、肉體不受侵害的作用，*終目的是幫助墓主人完成煉形，升入仙界。這既是對熊圖騰文化的繼承，又是結合新的時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的新發展。城是我國文明起源與發展的重要元素。在距今約8年的新石器時代，我國環壕聚落就已出現，因地域的不同而功能各異。北方地區只是起到邊界的作用，而南方地區和中原地區主要是為了防水。城址出現于距今約6年~5年的仰韶時代，三大地區城址的發展各自獨立，并呈現出不同的特色，但其產生都與環壕的發展密切相關。1年7-9月，為配合南水北調中線水利工程，南開大學考古學與博物館學系對淅川新四隊墓群進行了發掘。其中MM24均為長方形豎穴墓，葬具為一棺一槨，出土陶、銅、鐵等質地隨葬品38件。推測M24年代為戰國晚期，M16年代可至秦代。這兩座墓葬的發掘為中原與楚交界地區戰國及秦代墓葬的研究提供了新資料。12年河南博物院在偃師市征集到一組漢代彩繪樂舞百戲陶俑群，共23件。這組俑群均為灰陶質地，基本完整，彩繪多有脫落，其中男樂俑19件，百戲俑3件，女舞俑1件。這一組陶俑對我們研究探討漢代樂舞百戲藝術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實物佐證。秦漢時期的馬車分單轅馬車和雙轅馬車兩種，單轅車為主，雙轅車次之。本文依據車輿以及馬車結構上的變化進行類型學上的分類，以期獲得馬車在該時間段內演進的大概脈絡，同時也能提供考古發掘中所發現的類似馬車時代的判定標準。


《長治分水嶺東周墓地》發掘報告將分水嶺墓地分作五期，時代從春秋中期至戰國一代，并認為其間"有明顯的缺環"，期"為晉國墓葬……，第三期為趙國墓葬，第五期為韓國墓葬"；其考古學文化"戰國以前為晉文化地方類型，戰國以降為典型的趙文化，后來盡管有韓人活動，但就其文化面貌來說，并不會有變化"。本文對此有不同看法，認為分水嶺東周墓地是一個連續使用無間斷的三晉韓氏墓地。王油坊類型龍山文化的南徙之旅呈現東西兩途。西線去往寧鎮地區，即禹會-牛頭崗-江寧點將臺和高淳朝墩頭；東線前赴環太湖流域，即禹會-南蕩，至江陰花山，再東去松江廣福林。在其南徙的過程中，江淮是必經之道。江淮屬于"廊道"地區，一方面，它的連通性給區域間文化交流帶來便利；另一方面，這一開放的區域又易引來外域強勢文化的干擾，導致本地文化受損。眾多的能流、物質流、信息流，都以高密度、高流速和少停留的方式從此通過，從根本上決定了廊道地區相比于穩定的文化母區，不可能凝聚和沉淀起深厚的文化底蘊，導致江淮地區的社會進程出現斷裂相。從殷墟卜辭"大示"觀念及上甲至示癸等六代先公名號推測，商代開國伊始即行一種合始祖牌位在內的七主之祀，即以近親六代神主集于始祖契(或帝嚳)神位前進行一種特殊的合祭禮儀。11年至216年，針對在偃師商城宮城遺址資料整理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我們對宮城內的一號、三號、五號、六號和七號宮殿建筑基址進行了復查和補充發掘，糾正了一些以往發掘工作中的錯誤認識并有新的發現。東漢至南北朝的陶瓷燭臺造型可分為動物類、幾何類和植物類。前兩類燭臺形制較為豐富，植物類相比于二者形制較為單一。動物類燭臺在東漢、三國、兩晉時期較長時間存在，幾何類和植物類主要在南北朝時期出現，存在時間較短。在文化因素上，燭臺*重要的部件是燭管，不同時期燭管形制的差異，與不同時期對不同類別的蠟燭使用有關。燭臺高度也因應后來人們垂足而坐的新變化。在紋飾上，動物類燭臺紋飾較為繁復，植物類燭臺次之，幾何類燭臺極少。在地域分布上，南方燭臺形制及數量遠較北方的豐富，南方地區的陶瓷燭臺中，福建地區的燭臺地域特色鮮明。整體上來看，東漢至南北朝時期，人們在解決陶瓷燭臺的蠟燭直立性和外溢蠟液的收集方面，做出了積極、有益的探索，為后世在這兩個方面的突破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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