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豫之門》藏品鑒定、出手、上請詳詢組李總監
兩漢時期，無論從文獻記載還是從考古發掘來看，墓植柏樹與墓葬用柏現象十分突出。究其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柏木本身的特性及其所引申出來的文化內涵為其盛行奠定了基礎；二是，漢代本身獨特的文化元素與之融合，互為促進，主要表現為尊親忠孝的儒家思想、尊君一統的社會秩序、視死如生的厚葬之風。8年8月～12月，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鄭州市老墳崗區域發掘了一處仰韶文化-商代遺址。其中發掘的商代遺存中有文化層、灰坑和一段鄭州商城的外夯土墻基；出土遺物數量不多，但種類較為豐富，時代為商代二里崗期，多數屬于二里崗下層較早階段；在一些陶器的特征上可以看出有商文化輝衛型、盤龍城型等文化因素。發現的夯土墻基為了解鄭州商城外夯土墻的分布與走向提供了新的材料。依據葫蘆溝墓地中存在的空白地帶可將其劃分為北、中、南三區。該墓地的中、晚期階段出現了不同的墓向、葬式和隨葬品。墓地還體現出性別和年齡在區劃社會集團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時葬入的人群作為一個整體具有很強的凝聚力，而作為人類繁衍的基本單位，即或父母加上子女的這種家庭因素則明顯弱化。日本收藏的三件青銅器上的銘文，不應為"長"字，而應是"先"。三件器物時代較為一致，均屬殷墟文化二期之時，且等級較高。三件器物應出自于山西浮山橋北墓地，極有可能是橋北M1內的隨葬品。結合其他"先"銘青銅器，為判定墓地的性質提供了重要依據。仰韶文化的"人面魚紋"，代表著一種生死輪回觀念；魚作為生死輪回的媒介，引導靈魂重生；上古傳說中顓頊、后稷化身為魚，死而復生的故事，為魚作為生死輪回的媒介的觀點提供了文獻資料的支持。

本文通過回顧學術史，討論了以往學者對于早期雙身像的研究和成果，認為所謂早期的雙身像不過是印度教天神的形象，與佛教的密教像無關。結合唐譯毗那夜迦經典和后期藏譯母續怛特羅文獻，本文討論了真正的雙身概念是合抱狀，并對佛教圖像志中真正意義的雙身像的出現年代作出了判定。一號和二號基址位于洹北商城的"內城"中心。其形制布局與陜西岐山鳳雛西周宗廟基址基本相同，都有多房間的主體建筑"大室"，而且還有程度不同的祭祀遺存。因此，一號和二號基址的性質不是宮殿而是宗廟。本文進一步證明一號基址有9個房間的主體建筑"大室"內所奉祀的神主，應是自大乙(成湯)至祖丁的九位直系先王，即武丁卜辭的"九示"。二號基址有4個房間的主體建筑的"大室"內所奉祀的神主應是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等武丁的"四父"，也稱"四示"的宗廟。根據一號基址"大室"東西兩側通道對一號基址的打破關系，證明一號宗廟是盤庚時期始建的，二號宗廟是武丁時期續建的。洹北商城即"盤庚遷殷"的都城"殷"，年代下限為武丁早期。證明盤庚和武丁時代不僅沒有始祖居中、昭穆分列左右的昭穆制度，也沒有五廟、六廟。根據唐蕭元禮家族墓志，可以推斷龍門185號張氏瘞窟開鑿于8世紀初。張氏先葬此窟，開元六年(718年)又與其夫元禮合葬于龍門南山西原蕭氏家族墓地。張氏瘞窟與合葬墓先后修建的事例可作為唐代俗禮與佛法喪葬觀念沖突及調和的反映。大白楊糧倉遺址已發現東西成排、南北成列的唐代倉窖3排1座。糧倉主體為從地面向下挖成的窖穴。出土磚瓦、釉陶器、瓷器、陶器、開元通寶銅錢等遺物。根據倉內堆積推測這批糧倉的年代為唐代。這是西安地區首次發現糧倉遺址，對研究唐代太倉的位置、糧食儲存和供應、漕運以及唐長安城的都城布局等有重要價值。秦漢時期在渭河上建造了若干座橋梁，依據其彼此的空間方位關系，后世分別稱之為"東渭橋"、"中渭橋"、"西渭橋"，渭河三橋的修造對于關中的交通有著極其重要作用。"中渭橋"社科院考古所和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于212年上半年在漢長安城正北發現并正在進行發掘。而此次在西安未央區王家堡村發現的古橋位置恰好位于漢景帝陽陵正南方，與文獻記載的漢東渭橋位置相合；在咸陽釣臺鎮馬家寨村發現的木梁結構古橋，位置上正好位于漢長安城與漢武帝茂陵之間，與文獻記載的西渭橋位置相合，因此我們認為王家堡古橋和馬家寨古橋分別是漢東渭橋和西渭橋。如此則秦漢時期渭河三橋全部有了著落，為學界了解和研究秦漢橋梁建造及關中交通有重要意義。

南關外遺存是夏商考古中的重要研究對象之一。由于發掘原因導致晚期地層中混入早期遺物，因此研究者在判斷該遺存的年代、屬性、來源時產生了諸多分歧，出現了五花八門的稱謂。這些分歧出現的原因除了與發掘資料的解讀不同外，還受制于研究者對商文化和先商文化如何界定、商文化來源于哪里、夏商如何分界和夏、商文化是否同源等問題的認知差異。分歧也暴露出考古學概念使用中的混亂和考古學基本方法與理論存在的局限性。研究者在考古發掘中應嚴格遵守操作規程，闡釋過程中盡可能遵守表述規范，并結合更多的科學手段進行理論創新，以突破研究因素復雜考古學對象時所面臨的囧境。宋代朝奉郎蕭揔乃皇室貴胄，其墓志涉及宋代名人、蕭姓源流、地方史志等問題，是珍貴的出土文字資料。11年濟源市承留鎮承留村發現了一座仿木結構磚雕墓，墓壁砌筑有門窗、鋪作、檐枋等古代建筑構件以及桌椅家具類磚雕，出土了宋代銅錢，初步判斷為北宋中晚期墓葬，為研究濟源及豫西北地區古代建筑風格、喪葬風俗，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今本《文子》某些文字仍保留著古文寫法，如壄、是、眎等，而同樣寫法的字在《淮南子》中，則未曾見到。即便是《文子》誤作的"害眾"二字，仍有可能是后人不識古文"周鼎"的寫法轉寫致誤。同時，漢人識讀、轉寫古文的能力極為薄弱，不太可能仍然用古文創作或書寫《文子》，所以今本《文子》一書當在秦始皇統一文字之前已經出現。甲骨文資料與傳世文獻互證的結果表明，商代前期的先王世系以"兄終弟及"制為主，而以"父死子繼"制為輔。這種制度保留了較多的游牧氏族社會的特征。以此上推先商先公時期，其保留游牧氏族社會性質應該更濃，因而先公世系更應該體現"兄終弟及"制特征。然而《史記.殷本紀》中所載先商先公世系則為"父死子繼"制，這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甲骨文祭祀制度中有"只祭所自出之先王，而非所自出之先王則不與"的原則。據此推測，《殷本紀》所載先商先公世系，只保留了先商先公的直系世系，而旁系先公世系被淘汰省略了。現據甲骨文資料，我們可以試擬補出那些被省略掉的旁系世系，從而大致復原出以"兄終弟及"為主的先商先公世系。7年許昌市文物工作隊搶救性發掘一批墓葬，其中兩座金代墓葬，雖被盜擾過，但仍出土各類隨葬品27件。其出土的鈞瓷，可作為鈞瓷斷代研究的參考。M2為壁畫墓，壁畫內容表現了墓主人生前日常生活的場景。這兩座墓葬的發掘，為研究金代歷史、佛教流傳、金人的喪葬習俗等方面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古頓國是西周時期的古老封國之一。頓國從立國到都城數有變遷。頓國始封之地應在今商水縣平店鄉李崗村一帶，后受陳國的逼迫遷徙至今河南省項城市南頓集(鎮)。

唐志契，晚明山水畫家、理論家，其畫用筆清遠，有元人風韻。他的山水畫被視為摹古一派，風格并不特出。他在畫的地位和影響主要來自所著《繪事微言》一書。此書分為四卷，卷為唐氏自撰，內容涉及畫理、畫法、評賞等，見解獨到：他重新闡釋山水畫語境中的"氣韻生動"；提出繼承傳統應"師其意而不師其跡"；畫山水要"看真山水"，"傳神者必以形"；強調以"寫"來獲得"山林逸趣"，山水的趣致在"寫草書行書"之間，具有"留影"、"寫意"等特點；在用筆上，指出"寫畫亦不必寫到"；首次提出繪畫中的"意境"一說，在畫論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盡管強調山水應寫其性情，仍然注重"明理"的重要性，并對其時流派之弊作理性分析。本文擬通過以上內容來探討唐志契在山水畫的貢獻。順山集遺址第三期遺存與跨湖橋義化存在相似性。重新梳理跨湖橋、下孫兩個遺址的文化遺存，可將跨湖橋文化重新分為三期，為順山集遺址第三期遺存提供了較為明確的相對年代的參考。在此基礎上分析順山集遺址第三期遺存的文化因素，可提出"順山集三期類型"的命名，并對其性質和成因加以分析。西周東都成周城位于今洛陽市瀍河兩岸的邙山與洛河之間。結構布局為"坐西朝東"、"宮城"位于"郭城"西南隅。郭城的西北部是貴族墓地和鑄銅作坊，東北部是"殷民"居住區和商業區，東南部是貴族百姓居住區，宗廟和社壇位于東西大道的左右兩側。全城按"里坊"的規劃來安置城內居民。這些問題的澄清對研究西周歷史和我國古代都城發展史，都具有重要的意義。通過對考古發現的諸多史前至夏商時代城址進行分析可以發現，龍山文化時代是城郭之制的孕育、形成時期，藤花落、寶墩、石峁等城址已基本具備城郭之制特點，陶寺城址施行城郭之制的可能性非常大，但芒城、雙河和紫竹村城址不屬于城郭之制，只能算作雙重城垣防御。夏代為城郭之制的初步發展階段，新砦城址的布局實質上已具備城郭之制，望京樓城址具備城郭之制的布局特點。商代以后城郭之制得到推廣，鄭州商城、偃師商城、洹北商城等都城，以及垣曲商城、盤龍城、牛城、三星堆等方國城址，大多推行城郭之制。所謂"夏商無城郭說"或"夏代無城郭說"等觀點是與考古實際不相符的。為檢測后母戊鼎的腐蝕狀況，利用X射線衍射(XRD)和激光顯微拉曼光譜(LR)分析方法，選取該鼎西南足(以有銘文面為北)的腐蝕產物進行物相分析。結果表明：該鼎足腐蝕產物的主要物相組成為氯銅礦、副氯銅礦和赤銅礦等。氯銅礦和副氯銅礦作為青銅有害銹的主要構成物，在條件適宜的情況下呈現發展和擴散迅速的特性。建議對該鼎及時進行保護處理，或干燥密閉存放。本次分析結果可為保護工作的實施提供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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