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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市古滎鎮紀公廟所藏北宋前期書生孔宗堯的墓志記述了孔宗堯的籍貫、世系、生平履歷、子嗣、姻親等內容，對研究宋代一般讀書人的生活提供了重要依據。與其父孔叔詹的墓志記載相結合，本文探究并揭示了孔氏的家族世系、北宋前期科舉選官和任子推恩、恩蔭奏補制度等歷史問題。同時，孔宗堯夫人王氏的守節拒嫁也是考察北宋社會的貞操觀念和輿論氛圍的重要參考。本文考察了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收藏的一幅被忽視的傳李龍眠《十六應真圖》手卷。長久以來，此圖被歷代鑒賞家認定為北宋名作，但它更可能是晚明贗品。盡管如此，鑒藏者留下的三十六枚印章與十一則題跋為我們提供了這幅畫自17世紀到2世紀的可靠的遞傳信息，并在程度上保留了他們對這件作品的理解與感悟。本文主要探討《十六應真圖》與新城王氏收藏者(即王象乾與王士禛)的關系。其一，通過探究董其昌跋文的可靠性，更好地理解王象乾的收藏活動；其二，以王士禛友人留下的七則跋文佐證王氏在17世紀中期的交游、生活與仕途狀況。本文梳理了唐代兩京都城長安城和洛陽城遺址范圍內出土的若干越窯青瓷，并結合*近上林湖后司岙窯址發掘情況對其進行重新審視，從而研究探討越窯瓷器的貢瓷年代，產品面貌以及運輸路徑等方面的問題。認為早在唐代早期，越窯瓷器就已經納入宮廷用瓷的名單之內，至唐代中期持續，唐代晚期作為貢窯繼續輸入宮廷。至于其輸送路徑，從目前來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浙東運河、隋唐大運河輸送的。河南汝州閻村出土的仰韶文化鸛魚石斧圖彩陶缸，學術界一直將其繪畫內容視作上古時期的圖騰畫。筆者研究認為，這幅彩陶畫與傳統意義上的圖騰畫在性質上有較大區別，經比較研究同時期其他地區出土彩陶繪畫可以發現，這幅史前鸛魚石斧圖，應該歸入巫畫的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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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尊是一件新見西周銅器，目前對其銘文的釋讀尚未完善，尤其是其中"朕采田外臣仆"一處，為整篇銘文中的一個重點，在釋文、斷句及釋譯等諸多方面，尚需做進一步探討。這一處應該獨立成句，無需點斷，意思是"監管(那些居住在)我的食采田外圍的臣仆"。其中的"外"與其前的"田"構成一個方位短語，而非與其后的"臣仆"構成一個偏正短語；""作動詞，意思是"監管"；"田"是食采的具體名稱?！鄂U子鼎》銘中的"仲匋姒其獲皇男子"被吳鎮烽先生解釋為仲匋姒獲配了美好剛強有為的，實際上該句是說仲匋姒生育"得男"；"仲匋姒及子思其壽君毋死"句乃作器者祈祝仲匋姒與子思能享高壽并長期掌握家族權力。另外，本文還對《邿公典盤》的"及"字進行了再討論，堅持其為"往嫁"之義，而非并列連詞。辛亥爆發后，梁啟超對其先是充滿疑慮，擔心會帶來社會，也懷疑黨所鼓吹的、共和是否真能"名至實歸"；隨即，他又因看到后有可能實現自身抱負之契機而心生竊喜。辛亥十周年之際，他對其大加頌揚，肯定了辛亥的巨大價值與意義，對其給帶來的變化極其樂觀。梁啟超這一由疑慮、竊喜而樂觀之轉變，與他流質般易變之思想、熱衷之秉性以及自信之性格等密切相關?？陀^上看，也與民初以降社會、經濟的逐漸起步緊密相關。梁啟超深刻認識到這一內在變化，故而對辛亥以來尤其是此后的充滿樂觀。與這一變化互為表里的是，梁啟超的思想在不斷發展、進步，他基于對辛亥及其給帶來的發展變化之深刻體認，*終提出"在于民"的觀點。梁啟超對辛亥認識與態度的轉變，折射出辛亥的巨大歷史意義。

利簋銘文分別記載武王征商與成王賜右史利銅兩件史事，由于學界長期以來受"生稱王謚"說的影響，混淆了利簋銘文中的"珷"和"王"兩者的關系，從而將利簋視作武王世作器。文獻資料與青銅器銘文表明，周王從不自稱王，更不會自稱王號；而臣下對周王的稱呼，對先王則稱"謚號"，對時王則但稱"王"，并不存在"生稱王號"的情況。在西周金文中，稱名的體例相當嚴謹，這是因為古代社會中，名分始終是*重要的價值取向，周王的名號更是如此。所謂"生稱王謚"諸器的紀年方式，由于是追述先王事跡，銘文紀年必然要考慮先王相對于時王的時空關系，所以不能出現"唯王某年"的格式，目的正是在于避免與時王相混淆。利簋銘文中的"珷"和"王"，系分別指武王和成王。利簋的"辛未"紀日，不會是武王甲子牧野之戰后的第七日，而應屬成王紀時。利的身份應是右史而非有司。利簋銘文記述成王親自對利進行賞賜，所以利簋鑄造的時間更有可能在成王親政以后。在對秦安大地灣和隴縣原子頭等遺址"史家類遺存"的內涵、分期與年代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對渭水流域"史家類遺存"的時空分布及其源流進行探討，認為"史家類遺存"源自仰韶文化"半坡類型"，是介于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之間的文化遺存。廟底溝期文化主要源自"史家類遺存"，關中地區應是仰韶文化的演化中心。

本文討論的是兩件紋飾主題為大四瓣花的銅鏡。這件銅器有八個字，可以證明戰國到西漢的這類紋飾，其本來名稱叫"方華"，即"方花"。"方花"的意思是標志方向的花。得此可以證明，戰國到漢代各類器物(銅器、漆器、畫像石、瓦當)上的類似紋飾，其實都可改叫"方花紋"。通常所謂"柿蒂紋"只是"方花紋"的一種。國博藏戰國錯金干支儀，1959年入藏歷史博物館，原在通史陳列中展出，但鮮為外界重視。作者*近對這件器物做了考察、研究。首先，通過仔細觀察，對它的尺寸、形制、銘文、使用方法等，一一做了細致描述。其次，將這件器物與戰國墓和漢墓出土的干支籌進行比較，認為此器銘文與河北柏鄉縣東小京戰國墓出土的象牙干支籌字體*為相近，應屬同一國別，即戰國時期趙國的器物，屬于三晉系統；而出土漢代干支籌的字體則可能屬于新莽前后。*后，討論了干支在古代文化中的歷史地位和重要性。這件干支儀設計精巧，類似今日箱包上的鎖，比干支籌更適合推算時日，而且非常罕見，對科學技術史和戰國秦漢社會風尚研究，具有很高歷史價值，值得學界關注和重視。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是學術界長期關注的熱點。本刊從29年4月在河北易縣清西陵召開的"古代文明與國家起源學術研討會"上擇選一組發言，以彰顯部分中青年學者的研究成果。7-28年，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左江流域的沖塘、何村、江邊三個河岸貝丘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發現了大批屬于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遺存。根據分析研究，認為這些遺存屬于一種新的文化類型，即沖塘-何村類型，它承襲了頂螄山文化部分因素，但又存在差異，同時還受右江上游原始文化因素和東部海洋文化的影響。由于資料相對匱乏，目前對該文化類型的屬性還難以做出準確判斷。篋和笥均是古代竹制盛放物品的。本文運用考古發掘資料和傳世文獻相互對照，對篋和笥作為先秦兩漢時期簡帛書籍盛具的功用作了考實，進一步探究簡帛書籍的收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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