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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博物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周年館藏文物系列展"以"抗戰與文藝"為主題，通過"文藝與抗戰展"、"延安電影團史料展"、"抗戰木刻展"、"抗戰攝影展"、"梁又銘抗戰美術作品展"五個展覽，利用館藏11多件歷史文物和美術攝影作品以及歷史照片、歷史資料等，多角度、地再現了抗戰中文藝和文藝家為抗戰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五個具體展覽相互關聯以及各自的特色，都再現了抗戰中不同地區、不同時段、不同藝術形式的歷史。展覽的整體設計相互輝映，將豐富性的特質用展陳的藝術語言表現出來，體現了"歷史與藝術并重"的精彩。這一展覽展示了國家博物館在研究利用館藏文物方面的不懈努力，還表現了國家博物館在"歷史與藝術并重"這一新的發展下，在展覽策劃方面的長足之進。本文認為《洛陽北魏楊機墓出土文物》一文中的楊機墓志錄文釋讀有疏漏，對楊機卒葬、仕歷的分析亦有未當之處，結合歷史文獻及墓志拓本，對其不足之處做一校正。以唐代楊賁墓志為主要參考，結合其他墓志及文獻材料等，考定"鵷水"乃唐代對漳、滏合流之處地貌的一種通俗描述，周穆王飲宴之"蠲山"即今邯鄲市峰峰礦區之"元寶山"，"黃塘泉"衍為"董塘淵"系傳抄之誤，唐代確有民爵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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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簋銘文分別記載武王征商與成王賜右史利銅兩件史事，由于學界長期以來受"生稱王謚"說的影響，混淆了利簋銘文中的"珷"和"王"兩者的關系，從而將利簋視作武王世作器。文獻資料與青銅器銘文表明，周王從不自稱王，更不會自稱王號；而臣下對周王的稱呼，對先王則稱"謚號"，對時王則但稱"王"，并不存在"生稱王號"的情況。在西周金文中，稱名的體例相當嚴謹，這是因為古代社會中，名分始終是*重要的價值取向，周王的名號更是如此。所謂"生稱王謚"諸器的紀年方式，由于是追述先王事跡，銘文紀年必然要考慮先王相對于時王的時空關系，所以不能出現"唯王某年"的格式，目的正是在于避免與時王相混淆。利簋銘文中的"珷"和"王"，系分別指武王和成王。利簋的"辛未"紀日，不會是武王甲子牧野之戰后的第七日，而應屬成王紀時。利的身份應是右史而非有司。利簋銘文記述成王親自對利進行賞賜，所以利簋鑄造的時間更有可能在成王親政以后。北宋后期是文人畫理論的成熟時期，此時的文人畫家關注著如何以文人的思致跨越傳統繪畫思維的障礙，獲得新的藝術表達方式。李公麟的《龍眠山莊圖》是北宋文人山水畫領域里比較有影響力的代表作品，本文即以此圖作為個案來管窺文人畫家以詩入畫、以禪入畫的繪畫思致?！洱埫呱角f圖》描繪了一群文人居士在龍眠山中結社、禪修的生活，但本質上是一幅文人禪觀山水畫。畫家移步換景，借用圖像象征的方法暗示、指引著觀畫者觀想以八功德水池為中心的西方凈土世界，以尋求精神上的解脫。此外，李公麟《龍眠山莊圖》的畫意和禪定觀想次第離不開蘇轍《題李公麟山莊圖并敘》的闡釋，李、蘇二人的畫與詩是一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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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梳理了隋唐墓葬出土的帳構，據其在墓內的設置情況分為兩套不同的系統，并辨析出隋唐墓葬中置于棺木一側的帷帳，應為文獻記載的"下帳"，其是為墓主設置的禮儀空間，反映了漢晉以來在墓內設奠傳統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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