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富弼夫婦墓志28年出土。墓志詳細介紹了富弼夫婦的生平，內容豐富，涉及北宋中、后期許多重大歷史事件，是探討北宋中后期的、經濟、文化、對流、藝術等方面的重要實物資料。夏鼐《〈敦煌石室畫像題識〉后記》一文原載《文物周刊》第93期，《夏鼐文集》未收，學界基本上未曾給予關注?！断呢救沼洝分杏涊d了該文的撰寫緣起及發表始末。整體而言，夏鼐對史巖《敦煌石室畫像題識》一書評價不是很高，但對向達抄錄的題識評價甚高。該文采用"互證"的研究方法，對《敦煌石室畫像題識》進行補正，力求得出客觀、正確、的結論，反映了夏鼐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該文為相關研究提拱了一些有價值的史料，如敦煌洞窟編號等重要問題，夏鼐文中提出的觀點即使在今天看來仍有一定的學術價值。該文的主要材料是抗日戰爭期間夏鼐在敦煌考察、發掘所得，反映了他不怕困難、忠于學術的精神，亦反映了他與向達、勞斡交誼的點滴。作為一位的考古學家、歷史學家，新考古工作的主要組織者和者，夏鼐對敦煌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大傳統和小傳統的理論在考古學上包含了主體文化與地方文化、高等級與低等級階層文化等雙層內涵。"漢制"是大傳統的集中代表，而其正是在充分吸收地方小傳統的基礎上形成的。在等級轉化方面，東漢帝陵較好地體現了對中下層階級墓葬文化的吸收。"漢制"在產生、發展和成熟的過程中，對小傳統又持續產生了諸多影響，尤其是在郡縣制、編戶齊民的體制下，經由循吏推行教化，其普及和傳播的速度遠遠高于前代。在數量統計的基礎上，本文對徐悲鴻風景油畫的繪制時段進行了依次考證，為后續研究務實了基礎。徐悲鴻在留法之初即開始畫風景油畫，但他繪制風景油畫的主要時段集中在2世紀3、4年代，尤其是4年代初旅居印度、云南期間，5年代以后基本不再畫風景油畫。11年3月擴建后的國家博物館重新對外開放，新展中有一個《古代佛造像藝術》的專題展，其中展出了1件隋唐時期的"善業泥"，文字說明為"善業泥佛像"，并解釋這種工藝的制作方法是"用凈水澄泥，再以細絹過濾，調勻顏色，和以膠水，鑄銅為范，由范成像"。筆者一直對這類造像感興趣，而國博展覽的說明留給我們闡釋的空間很大，同時考慮到藏傳佛教流行制作的擦擦與之的對應關系，本文探討了兩個問題，一是這種小型佛造像的名稱，二是漢藏這種小型造像的題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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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據考古資料，分析了商代前期商文化在東方地區的發展過程、聚落分布、區域中心聚落以及文化特點。本文指出，商文化階段(即二里崗下層時期)末期到達豫東地區的西部，第二階段(即二里崗上層至殷墟一期前段)向東擴張達到頂峰，東北部至渤海南岸，東部至濰河、白浪河、沭河東岸，向南至連云港海岸、鹽城一帶；聚落分布密集、聚落和人口數量較多以及包含多個高等級聚落的豫東、魯西南、魯中南、魯南及濟南地區屬于商王朝在東方地區重點經略的區域；除高等級聚落濟南大辛莊商文化與當地文化共存外，其他地區為較典型的商文化系統。漢代的麒麟是以鹿科動物為主要原型，融合了馬、牛、獨角犀等獸的局部特征而塑造出的"混合體"，而"獨角戴肉"是其區別于其他神獸的*顯著標志。農業博物館藏唐魏王武承嗣墓志，由梁王武三思撰序、崔融撰銘，形制較大、規格較高，是已發現的唐王侯級墓志中者。志文詳細記載了武承嗣的生平和歷任官職以及卒葬地，可補證兩《唐書》武承嗣傳等記載，為研究唐代特別是武周時期歷史提供了重要資料。志文引用大量歷史名人典故，辭藻華麗優美，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長孫琬的楷書章法疏朗，神氣貫通，遒勁圓健，腴潤婉麗。

東障墓地的發掘屬于搶救性清理，包括2座六角形及4座四角形磚室墓，根據其中保存較完好3座墓的仿木結構磚砌門樓以及出土遺物，推測其屬于宋金時期。這次發現為研究即墨地區宋金時期的葬俗葬制以及相關歷史文化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后陳遺址位于江蘇省宿遷市泗洪縣重崗社區后陳村，在重崗山南側坡地的邊緣，距離縣城約1公里。遺址于213年春季由國家博物館和南京博物館在重崗山地區進行區域系統調查時發現，遺址保存狀況較差，在213年冬季，因農民取土導致遺址再次遭到破壞，國家博物館和南京博物院考古所對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由于破壞嚴重，目前遺址的面積僅存約2平方米，發掘所獲的遺存很難完全反映遺址文化面貌，不過可以確定其為一處岳石文化時期的遺址，文化面貌上更接近于泗水流域尹家城類型的岳石文化，也受到照格莊類型的影響。后陳遺址是在泗洪縣境內次發現岳石文化時期遺存，豐富了對蘇北地區岳石文化的認識，擴大了岳石文化在蘇北地區的分布范圍。12年4-6月，國家博物館在山西省東南部絳河流域進行了史前文化考古調查，共調查史前文化遺址23處，這些遺址涵蓋了從仰韶早期至商的各主要文化時期。其中，李高遺址出土的一批陶器標本屬于后崗一期文化，時間上屬于仰韶文化的較早階段，是該流域目前發現*早的文化遺物；以鮑店和柳行為代表的兩處遺址的陶器數量眾多，器形種類多樣，屬于仰韶文化中期階段*具代表性的文化遺物；水泉遺址出土了豐富的廟底溝二期文化階段遺物，反映出自仰韶文化結束以后黃河中游地區文化面貌的一致性在相當長時間仍得以延續；夏商時期的文化遺存發現于常金、東垴、北宋、王公莊等遺址，文化面貌較為復雜，可能是這個階段人口繁衍數量劇增、不同族群互動頻繁的結果。

傳統社會，官兵為國捐軀，朝廷多有撫恤之舉，除恩賞喪葬銀兩外，對為國慘烈捐軀的將士，或于原籍、或于戰歿地修建祠堂，列其牌位于祠內。地方祭祀以褒慰忠魂，以資觀瞻。清代昭忠祠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創修的。清軍入關，定鼎北京后不久，即供奉祭祀陣亡旗籍重臣。順治年間，清廷就在京師東交民巷臺基廠修建祠寺，用以祭祀以和碩敬謹親王尼堪為首的開國功臣。雍正二年(1724年)，京師正式修建昭忠祠。至嘉慶、同治兩朝，東北地區相繼掀起了修建昭忠祠的浪潮。昭忠祠創修與春秋兩季致祭所需銀兩是由?？顡馨l，祭祀活動由地方官主持，忠烈后裔參加。入祀人群早期以旗籍官兵為主，晚期則旗籍與民籍并存。清代東北昭忠祠的功效主要有三：修建使治所祭典完備，司土之官受益；春秋致祭活動有助于告慰亡靈，激勵后繼；入祀者的遴選為地方士紳參政提供了機遇。昭忠祠的修建與致祭中，出現了地方虛與委蛇、大批陣亡將士未能及時入祀、入祀者事跡失考、發展中失去了儒釋道宗教勢力之怙恃等弊政。14年1月至215年1月，在揚州蜀崗古代城址城壕整治工作中，為搞清南宋寶祐城東城門附近面貌，由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組成的揚州唐城考古工作隊，在推定為寶祐城東城門處(該處尚未拆遷)的北側布設探溝4條、東側城壕內布設探方1個進行發掘，面積約32平方米。在探溝內揭露出存厚1.5-2.寬約35米，至少有過三次修筑的南宋時期夯土墻體，其下為漢代堆積層。這一發掘結果與宋寶祐城相關修城文獻記載有一致處。在東主城墻以東探方內揭露出由木樁和柱洞組成的平面呈"〕〔"形遺跡，中間平行部分為南北方向，間距約5.南北長約5.7米，與主城墻的距離為18米。這是目前蜀崗上城址主城壕里清理出的個壕橋遺存。從發掘結果看，寶祐城東城門應位于發掘區以南的現代建筑物之下。根據西漢汝陰侯墓出土太一九宮式盤的銘文，結合《靈樞·九宮八風》中涉及"太一占"和"五宮占"的記載，可復原圓盤刻度的制作過程。判斷太一九宮式盤使用方法正確與否，關鍵要在各種占測過程中得到合理驗證。式盤銘文中的"百姓"可能指"百官"；"吏"既體現出后土"犁"這一宗教傳統，也兼喻"黎民"。7年，在河南洛陽市漢魏故城北魏宮城閶闔門遺址附近發掘了三座戰國早、中期的墓葬。這三座墓東西并列，有可能屬于同一家族墓。墓葬均為土坑豎穴式，葬具皆為一槨一棺。隨葬品多為陶器，還有少量銅、石器、蚌器。這批墓葬的發掘，對于了解漢魏故城所在區域東周時期的城市變遷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對浙江省安吉縣良朋鎮上馬山墓群中的第49號墩進行了發掘。第49號墩為長圓形，墩內有6座墓葬，均為土坑豎穴木槨墓，隨葬品有陶器、銅器、鐵器、玉器、石器和料器等。推斷墓葬的時代為西漢中期和晚期，從墓葬布局推斷墓主之間關系密切，結合文獻記載推斷第49號墩應為家族墓地。在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中，四川博物院整理出兩件清末四川勸業公所窯業試驗場試燒的瓷器。青花瓷印泥盒上記載了2世紀初四川窯業試驗場試燒瓷器的由來；青花綠彩瓷碗仿燒了當時代表瓷器燒造水平的醴陵釉下彩。在此之前，清末四川窯業試驗場從未受到學界的關注與研究，這兩件瓷器見證了人民為振興實業、強國興邦所作的不懈努力，填補了清代四川制瓷業研究的空白。《抗倭圖卷》與《倭寇圖卷》兩幅畫卷在繪成，記錄了擊退于"弘治"年間來襲的日本大倭寇的戰功。畫卷中被明軍鎮壓的"弘治"倭寇船，是由大友義鎮、大內義長等在西日本具有雄厚實力的戰國大名派遣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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