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考古學的誕生為現代實驗考古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世紀5年代以來，冶金考古學者在礦石的開采和加工、金屬冶煉和鑄造、金屬制品的加工和使用等領域進行了大量的實驗考古研究，為解決古代冶金技術、復原古代冶金活動及其組織形式、探討冶金活動與環境的關系等問題提供了有效途徑。本文以四個銅和鐵的冶煉實驗考古案例為例，對冶金實驗考古的發展歷程進行初步討論，認為國外學者在青銅冶煉、塊煉鐵冶煉和特殊鋼鐵制品模擬等領域開展了大量的工作，國內學者在青銅鑄造和黃銅冶煉等領域的工作亦具有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國內工作在研究方法、研究內容、參與對象、學科參與度等方面都存在局限性，需要進一步開展更多的工作。徐州漢王東沿村兩處墓葬出土畫像石基本為漢代祠堂畫像石的再利用，以祠堂左、右壁居多，另有后壁及頂板石。相關石材可配置9座單間平頂石祠堂，規模不大，以南向為主，少量北向。兩處發現的祠堂畫像石體現出相應的發展變化，反映出漢代尤其是東漢時期墓外祠堂的推廣普及和墓祭的發展完善。清代是黑龍江地區城鎮發展的重要時期，城鎮的形制分為無明確形制(分散型)城鎮和明確形制(集中型)城鎮。雙層城垣的城鎮為將軍衙門所在地，單層城垣城鎮修筑較晚，多為商業交換中心或屯墾地區；城墻質地分為土城、木城和桅木隔石(土)城，城鎮級別越高，城墻質地越**；城門數目和城墻相關設施符合傳統城鎮形制。城鎮的行政級別與城鎮人口(率)、城垣結構、城墻質地、占地面積成正比。衙署居于空間布局的主體地位，位置多偏東或偏北，位于地勢較高、風水較好的地點；學校多建于城內東南方向；祭祀場所分布十分廣泛；民宅和業店鋪多居于外城。8年8月至11月，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在營口市鲅魚圈區天瑞水泥廠發現的漢代墓群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共清理墓葬38座，其中磚室墓4座。磚室墓均有繩紋磚做建筑材料的現象，均有東向墓道，多數墓葬墓室底部鋪磚均呈人字形。墓葬規格相差不大，由于破壞較嚴重，人骨已不存，葬式葬俗均不詳，有用木棺的現象。出土遺物以陶器為主，器形有罐、壺、缽、奩、灶、釜、甑、俑等，另有石器、銅器、鐵器等。其中發現的陶俑，高度寫實。磚室墓年代可以推斷為兩漢之交，或可晚到東漢初期。該批墓葬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對于研究兩漢之交中原文化和遼東郡平郭縣一帶的東北土著文化之間的交流具有重要意義。石容器作為我國史前考古的一種重要遺存，集中發現于燕山南北地區。本文認為，燕山南北地區含石容器的考古遺存基本屬于筒形罐文化系統；石容器不是一般的器皿，應該是祭祀或行巫術的輔助工具；我國石容器的出現，并不晚于陶器，探索其起源與文化傳承，將有助于燕山南北地區史前考古的分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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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博物館《古代陳列》展陳一件虎形節，有銘文四字，以往未見討論。本文考證銘文讀為"王命傳虎(遽)"。"傳"字和"傳遽"一詞帶有燕、齊文字特點，但從形制和銘文語言環境看此節當屬楚器，應是戰國晚期楚滅魯后，與齊、燕文化相互影響的產物。龍是瑞獸，幾千年來，一直是的—文化符號。作為藝術形象，龍在傳世文物和出土文物中極為常見，成為學者反覆討論的對象，特別是它的早期形象，海內外爭論很多。龍是想象的動物，它的藝術形象，有所依仿，又充滿藝術變形。本文參考古代文獻的有關記載，以桃花莊龍紋觥、浉河港龍首觥和海家村銅爬龍等商代、西周的青銅器為主要線索，并與古文字中龍字的構形和演變相印證，討論了龍在早期藝術中的基本特點：棒槌形雙角、菱形額飾、垂花形鼻飾、鋸齒狀牙口，以及菱形和三角形搭配的身尾花紋，指出龍是模仿鱷魚、蜥蜴、蛇等爬行動物，并對圍繞饕餮紋的爭論重新梳理，指出饕餮紋的主體是龍首紋的面部特寫，牛角獸面、羊角獸面都是它的變形。河南孟津寨根和班溝遺址都出土有裴李崗文化晚期的石磨盤。為了研究其功能，我們對兩遺址出土的兩件磨盤進行了微痕和殘留物取樣、分析。研究結果顯示，這兩件石磨盤主要用于加工植物，包括栝樓根、小麥族植物種子、薏米的穎果、櫟屬橡子，也可能還有少量小米，同時也加工石器之類的硬質。對北方多個舊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遺址出土磨盤、磨棒功能的研究，一再顯示這類工具主要的加工對象是野生植物，其中塊根和橡子占大宗。這一現象不僅說明該地區文化傳統的連續性，也反映了在新石器時代早期谷物栽培的初期階段，廣譜經濟仍然占有優勢。

洹北商城二號基址的復原研究表明一號基址是一座帶有東、西廂建筑的大型四合院，其主殿建有帶廊柱的正室1間，兩側有耳廡，四合院南部為廊廡，中間建有門塾。二號基址亦為四合院，主殿為4間正室，外以廊柱環繞，正室兩側有耳室，東、南、西三面均為廊廡。兩座建筑都呈"對外封閉，對內開放"的格局。江蘇徐州北洞山西漢墓壁龕出土一批保存完好的彩繪儀衛俑，其所佩飾物的形制和色彩尤其清晰，是秦漢佩綬形象珍貴的圖像材料，揭示出有關漢代佩綬制度的一些新問題。參照北洞山漢墓陶俑所見實例，可知過去文獻常見的"印綬"連稱，在實際佩戴過程中并不具備可操作性。北洞山漢墓陶俑以更直接的"印"、"綬"形象揭示出它們之間的間接聯系方式，即以較細的絲織物"縌"作為系帶從而使"印"、"綬"相關聯，也次向世人展示出"綬"之構件"縌"的直觀形象。此外，本文結合歷史文獻認為，這批陶俑之佩綬具有早期過渡期的特點，西漢初年的綬帶形態尚不固定，朝廷雖已行印綬之制，對不同等級的官秩所佩綬色有簡單規定，但尚未如東漢一樣形成體系完備的規制，漢綬本身在兩漢時期存在變化。在此基礎上，秦漢時期的印綬制度的發展也存在一個逐漸完備的過程，"綬"作為一種佩飾名廣泛使用應在兩漢時期，而真正意義上"佩綬"成風也發生在漢代。

本文通過對貴州漢墓出土燈具尤其是青銅燈具分布地域和類型的考察，結合相關文獻，指出出土多枝燈等青銅燈具的漢墓墓主可能是當時郡縣統治階層，青銅燈具的分布地區有可能就是漢代在今貴州境內設置的郡縣所在地。9年，在洛陽市洛南新區龍盛小區B區發掘18座唐宋時期墓葬，這些墓葬大多數被盜嚴重。其中，唐墓M27保存完好，為長方形墓道土洞墓，出土有陶瓷器、三彩器、銀釵、銅鏡及鐵剪等。三門峽市虢國博物館收藏一件周代玉人，該玉人以和田青玉圓雕而成，寬額方臉，頭戴高大帽冠，正背面紋樣相同，制作規整，加工精細。在傳世文物與考古發現中帶"秦子"銘文的器物有多件。對于"秦子"所指，學者有不同說法。本文結合文獻和金文，從稱謂的角度分析，認為"秦子"應是春秋早期的秦文公靜公。本文從侯馬鑄銅遺址出土鼎模入手，在對鼎各個部位陶模進行詳細分類與重新認識的基礎上，探求制模過程中工匠如何分型。根據各部位鼎模分型特征結合典型的晉式青銅鼎復原出鼎的分型圖，并與殷墟孝民屯出土鼎模相比較，指出商周青銅器制模工藝的傳承、創新與發展，進一步說明分型制模的進步性。本文得出了鼎耳、鼎足、鼎腹部、捉手等部位分型的新認識，這些部位的分型都與紋飾的復雜程度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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